赞此书“尊宋之统，附辽金为外国传，尤为得义例之精”云云，这正是此书最为明人所看重的地方。
宋辽金正统问题的讨论毋宁说是明代士人华夷观念的一种表达方式和一个宣泄渠道，与元朝正统之辨所不同的是，这个问题的结论在明代几乎是没有争议的。因此，彻底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自然是明朝士大夫汲汲于心的一件事情。
在以异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如何看待宋辽金正统，是一个比较微妙而又颇有忌讳的话题。清朝前期，有意提高辽金王朝的历史地位。顺治二年（1645年），增祀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于历代帝王庙；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又增祀辽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及金太宗、章宗、宣宗。[89]梁启超在《新史学·论正统》中曾就此事做过分析：“本朝以异域龙兴，入主中夏，与辽、金、元前事相类。故顺治二年三月议历代帝王祀典，礼部上言，谓辽则宋曾纳贡，金则宋尝称侄，帝王庙祀，似不得遗。骎骎乎欲伪宋而正辽金矣。”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下，汉族士人很少对宋辽金正统问题发表意见。我们注意到，虽然清人也有若干种改编订补《宋史》的著作，但其主旨不外乎纠谬补遗、删繁存简，而不是像明人那样在义例上做文章。
然而清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清高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尤其值得注意。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围绕着杨维桢《正统辨》的评价问题，曾发生过一场意味深长的争论。《四库全书》中所收《辍耕录》，因载有杨维桢《正统辨》，故深为馆臣所忌，文渊阁本书前提要云：“第三卷中载杨维桢《正统辨》二千六百余言，大旨欲以元承南宋之统，而排斥辽金。考隋先代周，继乃平陈，未闻唐宋诸儒谓隋承陈不承周也。持论殊为纰谬。……今删除此条，用昭公义焉。”[90]高宗在看到这篇提要后，专门写了一篇上谕来理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四库馆臣的正统论“似是而非”，并谓杨维桢《正统辨》“欲以元继南宋为正统，而不及辽金，持论颇正，不得谓之纰谬”。且看他是如何解释的：
夫正统者，继前统受新命也。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所承者晋之正统，其时若拓跋魏氏地大势强，北齐、北周继之，亦较南朝为甚，而中华正统不得不属之宋、齐、梁、陈者，其所承之统正也。至隋则平陈以后，混一区宇，始得为大一统。……至于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也。
这段话把高宗的正统观表达得再透彻不过了。高宗非常清楚馆臣所忌讳的是什么，可他并不讳言本朝的异族出身，因为他对清王朝的正统性另有说法：“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然馆臣之删杨维桢《正统辨》者，其意盖以金为满洲，欲令承辽之统，故曲为之说耳。不知辽、金皆自起北方，本非所承继，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显然，到了乾隆时代，清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念已经发生蜕变，他们从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场彻底转向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立场；所以在高宗看来，清朝与辽、金这些北族王朝之间既没有任何传承关系，也没有任何共同点，清王朝的正统乃是来自于中原王朝。于是高宗谕令馆臣，不但《辍耕录》中所载杨维桢《正统辨》不必删除，而且还应将此文补入杨氏《东维子集》，并让馆臣把他的这篇上谕分别抄录于《辍耕录》和《东维子集》卷首。[91]
其实早在乾隆三十八年，高宗就已对宋辽金正统问题发表过明确见解：“夫宋虽南迁，正统自宜归之宋。至元而宋始亡，辽金固未可当正统也。”这段话出自他的一首题为《题〈大金德运图说〉》的诗序中，[92]可能不大为人所知，故四库馆臣在涉及到辽金史事时仍不免心存忌讳。自乾隆四十六年以后，高宗多次向臣下公开表达他的上述观点。是年十月，他在抽查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时，指出《契丹国志》“体例书法讹谬”的问题：“大书辽帝纪元于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号分注于下，尤为纰谬。夫梁、唐、晋、汉、周僭乱之主，享国日浅，且或称臣、称儿、称孙于辽，分注纪元尚可。若北宋则中原一统，岂得以《春秋》分国之例，概予分注于北辽之下？”[93]《契丹国志》帝纪部分原是以辽朝纪年为纲，而将北宋年号分注其下，高宗因主张正统在宋不在辽，故对这种体例极为不满，于是命馆臣将《契丹国志》一书撤出来加以改纂。乾隆四十七年四月，高宗在为改译辽金元三史所作的序中，再次明确否定辽金王朝的正统性：“夫辽、金虽称帝，究属偏安。”[94]
在如何看待宋辽金正统的问题上，清高宗与明代士人可谓殊途而同归。明人之所以对宋辽金正闰耿耿于怀，主要是受其华夷观念的主宰，他们强调的是“严夷夏之大防”；而清高宗之所以要否定辽金正统，则主要是缘于他的文化立场，他自认代表华夏正统，信奉的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信条。长期以来，人们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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