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严于正统与大一统之辨矣”，但遗憾的是，“三史虽云有作，而一统犹未有归”。按照他的主张，宋辽金三史理应取《晋书》之义例，“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元人论宋辽金正统者往往会涉及一个敏感的问题，即蒙元王朝的正统究竟是来自于宋还是来自于辽金？这实际上是承中原王朝之统还是承北族王朝之统的问题。杨维桢倡言“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这是独尊宋统说的一个理论基础。[67]《正统辨》在当时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据杨维桢自己说：“仆所著三史统论，禁林已韪余言，而司选曹者，顾以流言弃余。”[68]虽然我们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流言，但说明此文可能引起了一些非议。不过当时支持杨维桢者大有人在，陶宗仪就曾对《正统辨》一文给予高度评价：“可谓一洗天下纷纭之论，公万世而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终不见用。后之秉史笔而续《通鉴纲目》者，必以是为本矣。”[69]这种评价可以代表元朝相当一部分汉族士人的正统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辽金三史的纂修者中，也有一些人对“三国各与正统”的原则持有异议。身为三史总裁官的欧阳玄，在看到杨维桢《正统辨》之后说：“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70]其真实态度于只言片语间流露无遗。至正三年，周以立、解观由翰林编修危素荐入史馆，与修宋辽金三史，二人先后上疏，力主尊宋为正统。当时史馆中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元朝当承宋统还是当承金统的问题上，周、解二人以为“辽与本朝不相涉，……所当论者，宋与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先而事体轻，平宋在后而事体重”，故理当承宋之统。[71]这与杨维桢的观点如出一辙。但他们的意见并没有得到采纳，“时任事多右金统，又夷夏之辨，当时所讳。书上，大忤群公”，于是二人先后离去。[72]据说“当时惟揭文安公与二公言合，同馆皆哗然以为狂，揭公深是之而不能主也”。[73]这里说的揭文安公就是三史总裁官揭傒斯，可见他也是一位持不同见解的当事人。[74]
宋辽金三史问世后不久，就有人以其义例未当而准备重修。据说周以立曾有此打算，后因故未果。[75]至正十年（1350年），在脱脱三史成书仅五年之后，以重新建构宋辽金正统体系为主要目的的陈桱《通鉴续编》便已告成。张绅序对此书评价甚高，谓脱脱三史虽有成书，但“正统卒不能定，至今大夫士虽以为慊，然终未有能持至当一定之论，以驱天下百世之惑者”；而是书“辽金系年宋统之下，以比吴魏之于蜀”，“是可以驱天下百世之惑矣”。[76]《通鉴续编》是元朝官修宋辽金三史行世之后，第一部反其道而行之、独尊宋统的私家史书，开后来明人改修《宋史》之先河。
元人的宋辽金正统观，除了南北朝说和独尊宋统说之外，还有一种影响不大的绝统说。元末明初的王祎著有《正统论》一篇，认为自唐之亡而正统绝，北宋合天下于一，可谓得其统，“至于靖康之乱，南北分裂。金虽据有中原，不可谓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谓合天下于一。……而正统于是又绝矣”，及元并有金和宋，“而复正其统”。[77]绝统说首倡于欧阳修《正统论》，王祎不过在其基础上加以发挥而已，并没有什么新意。
总的来看，元代的正统之争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阵营，其中独尊宋统派壁垒分明，而王祎的绝统论和脱脱的“三国各与正统”论则比较接近于修端南北朝说的主张。两种对立的正统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汉人和南人的政治倾向。据我查证，主张独尊宋统者无一例外全是南人：杨维桢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陶宗仪为黄岩（今属浙江）人，欧阳玄为浏阳（今属湖南）人，揭傒斯为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周以立和解观均为吉水（今属江西）人，陈桱为奉化（今属浙江）人。而首倡南北朝说的修端是燕山（即今北京）人，三史都总裁脱脱则是蒙古人。这种情况决不是偶然的。
四 明清时代对宋辽金正统问题的再检讨
明代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华夷观念最为强烈的一个时代，比起元人来，明朝士大夫对于宋辽金三史更加不能容忍，必欲取代之而后快，这就是明人纷纷重修《宋史》的主要动因。明人重修《宋史》的旨趣不在于订讹补阙，而在于另创义例，这是明代史学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王德毅和陈学霖先生在分析明人改编《宋史》的时代背景时，都注意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民族冲突对史学观念的激荡。明朝初年，一般士人并没有刻意排斥辽金的倾向。土木之变后，民族情绪高涨，华夷之辨盛行一时。明人改编《宋史》之风，始于正统而盛于嘉靖，与当时民族矛盾的激化显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78]
明人重修《宋史》的尝试始于正统末年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叙。周叙就是周以立的子孙，“曾祖以立，在元时以宋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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