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的事实，按照官方的说法，南京只是“行宫”而已，故“营造都邑”肯定不是指营建南京。至于金朝前期的国都上京会宁府，规模相当简陋，从未进行过认真的“营造”。惟有海陵王迁都之前曾对新都燕京城进行过大规模建设，时在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间（1151—1153年）。
第三，省奏提到的“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也有助于判断其大致年代。此官司在《金史》中缺乏明确记载，仅见于《大金集礼》卷四○“朝会”门：“天眷二年五月十三日，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定到常朝及朔望仪式。”又皇统三年（1143年）《时立爱墓志铭》云：“特进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太常卿修国史详定内外制度仪式上柱国郇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三百户臣宇文虚中奉敕撰。”[38]据此判断，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应是熙宗天眷改制时创建的一个机构，估计至海陵初仍然存在。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份尚书省奏当作于海陵王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间，被四库馆臣错误地辑入了《大金德运图说》；至于它原来出自《永乐大典》所引的哪部金朝典籍，则不得而知。该省奏表明，海陵初年虽已虑及德运问题，但“犹未定其所王”，即尚未确定其德运所尚。由此可见，金朝之奉行金德，当始于海陵末或世宗初。
不过，关于章宗以前的金朝德运，还有其它不同说法。张棣《金虏图经》说：“虏人以水德，凡用师行征伐，旗帜尚黑，虽五方皆具，必以黑为主。”[39]张棣是“淳熙中归明人”，[40]淳熙共十六年（1174—1189年），淳熙十六年即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故张棣所称金为水德，应该就是说的世宗时期的情况。又《新编宣和遗事前集》宣和五年下有这样一个故事：徽宗某日与林灵素同游广寒宫，见二人对坐弈棋，“一人穿红，一人穿皂，……那著红者乃南方火德真君霹雳大仙赵太祖也，穿皂者乃北方水德真君大金太祖武元皇帝也”，最后穿皂者胜出，并赢得了天下。[41]《宣和遗事》是南宋说话人的讲史本子，今本成书可能较晚，但总归反映的是南宋时代的民间传说。
陈学霖先生首先注意到上述材料，并对金朝水德说提出了一个尝试性解释：也许金朝前期曾宣称继承辽之水德，直至章宗时才更定为土德。[42]这种解释不够圆满。首先，章宗泰和二年以前奉行金德，有相当确凿的证据，乃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其次，五德终始说的基本理念就是以德运的转移来解释王朝的嬗代，袭用前朝之德运在五运说上是讲不通的。因此，我们必须为上述史料寻求新的答案。
我认为，金德说是章宗泰和二年以前由金朝政府认可的本朝德运，而《金虏图经》和《宣和遗事》的水德说则分别代表金、宋两国民间的说法。金朝虽自世宗初年已奉行金德，并规定“以丑为腊”，但似乎并没有像后来章宗更定德运时那样“诏告天下”，[43]故一般士民未必家喻户晓。金、宋两国民间流行的金朝水德说，应是建立在五德相胜说的基础之上的。自刘歆改五德相胜为五德相生后，虽被汉魏以下历代王朝所沿袭，但民间历来还是多以五德相胜来解释王朝的更替兴衰，金、宋两国都有这样的例子。金宣宗贞祐二年重议德运时，反对金德者所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谓宋或为火，以金忌于火为避”，即是说宋自称火德，火克金，故本朝不宜为金德。金代朝野间有一个传说，谓完颜阿骨打起兵之初，“曾遣人诣宋相约伐辽，仍请参定其国之本号，时则宋人自以其为火德，意谓火当克金，遂因循推其国号为金”。[44]这一传闻虽未必可靠，但它真实反映了五德相胜的流行观念。又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卷六所附“二王本末”，论及宋之兴亡云：
前宋以丙午、丁未（指靖康元年、二年）而遭金祸，推论五行者，谓宋以火德王，故能水胜火。其后丙午、丁未，则上下兢兢以度厄运。今以丙子、丁丑（指宋端宗景炎元年、二年）归大元，岂非子者午之对、丑者未之对，而纳音亦有水胜火之义乎？
在数术理论中，丙丁属火。按纳音五行说，北与西北之水而克西与西南之火，午为火旺之地，未为火衰之地，由午趋未，正是火由盛转衰之时；又丙子、丁丑曰涧下水，乃水旺之地，而子、丑在方位上又恰与午、未相对，暗寓以水胜火之意。因此这几个年份皆被视为火德衰败之徵。[45]《宋季三朝政要》所附“二王本末”出自南宋遗民陈仲微之手，他的这段史论不仅反映了宋人五德相胜的固有观念，同时也是金朝水德说的一个极好注脚，与《宣和遗事》的故事可以互证。[46]
此外，章宗以前的金朝德运，还有火德一说。贞祐四年（1216年），辽东宣抚司参议官王浍提出：“本朝初兴，旗帜尚赤，其为火德明矣。”宣宗就此事征询礼部的意见，礼部尚书张行信谓“浍所言特狂妄者耳”。[47]王浍是金末名士，号称“通星历纬谶之学”。[48]火德之说恐怕只是他的臆测之词，并没有什么凭据，何况金朝前期根本就没有德运观念呢。
章宗朝的德运之争，自明昌四年（1193年）至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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