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唐人对屈、宋骚赋的毁誉与承继 |
 |
时间：2009-7-24 13:56:49 来源：不详
|
|
|
天下之文靡不坏矣。
他断言自孔子“微言”绝后，“斯文不振”慨叹周孔之教不行于后。把楚辞以后，中国纯文学样式发展的历史完全描写为退化史、祸国史，猛烈地攻吉了从屈、宋至六朝的一大批作家，认为屈骚汉赋浇薄淫靡流毒后世：“用之而中国衰，贵之而江东乱”。简直把后世王朝衰败，国家动乱的帐，算到骚人头上去了。本于这种认识，他呼吁唐王朝“激扬正道”把屈宋、枚马之流的“非圣之书”、“不稽之论”都“黜之”、“废之”，并表示自己决“不读非道之书”(《山亭兴序》)。这正是乃祖王通尊道轻艺，重德轻文，否定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思想在孙子身上的遣存。
王勃的这种以儒家诗教为宗，否定骚赋持“华文祸国”之论，不仅偏激错误，而且同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也是矛盾的。
《新唐书文艺传序》指出：“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 句绘章，揣合低 ，故王、扬为之霸”。可见王勃(还有杨炯)一方面起劲地作“沿江左余风， 句绘章，揣合低 ”的文学；一方面又提倡刚健、气骨，作反对屈宋以及六朝“缘情体物，雕虫小技”的文论。王勃的那篇惹得高宗大发脾气并将其“斥出府”的《戏为文檄英王鸡》，就不惟“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简直就是助长“未流”的“浇淫”之作了！这样的东西是难指望“激扬正道”的，不偷偷读点“非圣”、“非道之书”的人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王勃因为玩弄“雕虫小技”而被赶出沛王府，大概吸取了不少教训，说话行文不敢再“戏为”了，所以正而八经地评诗论文了。但他“命途多舛”，一生倒霉，到虢州又几乎送掉一条命。这种“殷忧明时，坎 圣代”的不幸遭遇，情不自禁地使他的创作每每“高谈胸怀，顿泄愤懑”，在《思春赋序》中他说：
仆不才，耿介之士也，窃禀宇宙独用之心，受天地 不平之气，虽弱植一介，穷途千里，未尝下情于公侯， 屈色于流俗，凛然以金石自匹，犹不能忘情于春。…… 此仆所以抚穷贱而异惜光明，怀功名而悲岁月也。岂徒 幽宫狭路，陌上桑间而已哉。
象这种标耿介、抗流俗、怀功名、泄愤懑、悲岁月、吐不平的创作思想显然不是来源于《诗》的“言志”，而是《骚》的“发愤”、“衰怨”了。所以王勃也马上说明自己的创作是受了屈赋的影响：“屈平有言：‘目极千里兮伤春心’因作《思春赋》。”看来他的创作受屈原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他在《越秋日宴山亭序》里还曾说：“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又颇有点钦慕赞赏意味。
总的说来，王勃攻击屈宋，只是沿袭了儒家传统文学观，是孔子诗教，《诗大序》的回声，并没包含什么新东西。对文学本身的规律和发展趋向并无真正的认识和发现。但是这种不足，无意中由他的创作实践作了补救。他的理论是蹩脚的，但他那刚健而有骨气的创作则是出色的。他的理论属于儒，而他的创作通向《骚》。他的一些诗歌创作“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艺苑卮言》王世贞)的特点，实际上与屈原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他的理论与其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及理论本身的矛盾，从对屈宋的批评与继承中明显地表露出来了。
不过应该看到王勃批判屈宋等人或许只是借题发挥罢了，主要用心还是针对初唐艳丽纤巧、雕刻浮靡的文风而发，可说对当时“天下之文靡不坏矣”的风气起到了矫枉过正、补弊救偏的作用。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也是主张“宪章礼乐”，以歌功颂德为为文之旨归的。他认为只有“玉帛欧歌”、“衣冠礼乐”才可称大雅。因而对屈宋颇有微辞。指责“屈宋弄词人之柔翰，礼乐之道已颠坠于斯文”(《附马都尉乔君集序》)。但他在此前的《南阳公集序》中又曾赞扬过屈宋“叙事得邱明之风骨”。从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观点里，不难看出他和王勃一样，身处六朝余风甚浓的初唐文坛，急欲革弊，但又囿于儒家诗教旧说，对屈宋至六朝文风的评价，无论是肯定或否定，都没有认真将楚骚与齐梁之风区分开来，致把屈原之作看作“礼乐之道”的颠毁之器。
杨炯的屈宋观与王勃近似略而不论。 (二) 屈宋辞赋不虚美、不隐恶，有恻隐之美
有趣的是屈宋的抒愤、怨思之作本非述史记事之文，但却得到初唐文学家、史论家的首肯。
如令狐德 、魏征及史论家刘知几等，他们从进化史观出发较正确地指出了文学发展方向，肯定了屈宋的文学价值。
令狐德 说：
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宏才艳发，有恻隐 之美。宋玉，南国词人，追逸辔而亚其迹。……时运推&nbs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