矣。
他认为屈原那种“发于怨思”的作品是背弃六义，“彷徨抑郁”无足轻重的。“香草”美人象征比兴， 导致“六义始缺”，无可称道。
白居易之所以贬斥屈原的作品，与他鄙薄诗的浪漫、愤怒及想象特点有关，也与他晚年“知足保和”、“省分知足”、“家给身闲”的生活分不开。在《序洛诗》中说：“予历鉴古今歌词，自《风》《骚》之后，……迄于李杜之辈……诗章流传者巨万”，多是“愤忧怨伤之作……(予)今寿过耳顺，幸无痛若；官至三品，免罹饥寒……”作诗“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玄歌，饰之以山水风月。”这种“家给身闲”的生活，“省分知足”的思想，优游富贵的自在闲人，怎么能理解忧愁幽思、行吟泽畔的屈原的感情而欣赏其作品呢？所以白居易在许多首诗中提到屈原时大多数是一种讥笑的口吻：
楚怀放灵均，国政亦荒淫。
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
士生一时间，谁不有沉浮。
良时真可惜，乱时何足钦。
乃知汩罗恨，未抵长沙深。
(《读史诗》)
以为生在乱世，遭遇不幸，沉浮自有，何足怀恨呢？认为屈原的冤恨，不及贾谊的深。
自从委顺任浮沉，渐学年多功用深。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
妻儿不问任耽酒，冠带皆慵只抱琴。
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泽丛若悲吟。
(《咏家酿十韵》)
视屈之悲吟，为个人沉浮之声。失之皮相浅会，的确是消尽了是非之心。
“独醒从古笑灵均，长醉如今学伯伦。”这些诗里虽有自慰自嘲的若涩味，但白居易的晚年同屈原的生活、思想已格格不入，对屈原孤愤若痛无动于衷，笑屈原彷徨不定绕泽悲吟，是不知天命，不能如他消尽是非之心，灭除之忧喜色，取酒抱琴，安天乐命，顺时知足，明哲保身。
(七)、楚之“善鸣者”
“手持文柄，高视寰海”(《祭韩吏部文》)“为文捣八代之乱”(王 运语)的韩愈。虽以宣传儒家道统自命，但他不是醇儒，更不是腐儒。而是“发愤笃专文学，信其富于文学”者(《送陈秀才彤序》)。他提倡“修辞以明道”(《争臣论》)、“好古道又甚好言辞”。更主张“不平则鸣”，这就不象一般重道轻文的儒生。所以，在评论作家的时候，眼界阔大。许多并非宣传儒道的作家，他也予以肯定。在《答崔丘之书》中他说：“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屈原“发愤”以抒“哀愁”之情的作品显然不能说是捍卫儒道的，但他却将其与亚圣孟子并列，统称为“豪杰之士”，与肖颖士、李华、柳冕等人就迥然不同。
由于韩愈主张文道结合，所以他很强调作者的内在修养，这种修养除指学儒道外，还包含艺术的修养，要完成这方面的修养，则需要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撷英采华，博览群书，尤须“师古”，所以他“上规姚姒，……下逮《庄》《骚》……”(《进学解》)。学《离骚》尤为勤奋：他被贬阳山潮州，经过湖南、驻足吊访，写 下了多首诗，《潭州泊船呈诸公》即是其中之一。诗中写道：“夜寒眠中觉，鼓笛闹嘈嘈， 浪春楼垛，惊风破竹篱。主人看使范(书)，客子读《离骚》。闻道松醑贱，何须惜错刀”。睡在船上，半夜被冷醒了，岸上江面种种嘈声，再难成眠，就饮酒读《骚》。旅途劳顿，寒夜难眠，心情抑郁，却读《离骚》寄幽思，正是古人所说：“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名士”。可见《离骚》已是他生活中的知音、伴侣。他对屈骚的“奇辞奥旨”，靡不“通达”。还曾对《九歌＜湘君·湘夫人＞》作过考证，写过《黄陵庙碑》，认为”君“指长女娥皇，”夫人“系指女英，推翻郭璞、王逸等人的看法。
身世遭际加深了他对屈原的理解，由于”而立之年“一事无成，仕途不遇，宦海沉浮，使他对贤者恒不遇，不肖者志得气满的现实颇为不满。“不平则鸣”，因而著文时，颇“有感激怨怒奇怪之辞”，这就认识了屈原，盛称屈原发愤抒情，怨恶激愤，是为人民服务时代的善鸣者：“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楚大国也，其亡以屈原鸣”，屈原忧愁幽思而著《离骚》乃是“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器也有怀”，是对“大国”的“沦亡”的极其痛心的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对屈原的穷若之辞颇有心会。
在《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一诗中，记他在一个黑夜里，独宿湘西野店，风声飕飕，山树作响，森森可怖，置身这古代贤臣屈原、贾谊遭谗沉身、被贬之地，拟想屈原经受的磨难，无可告人的痛若，不禁悲从中来，愤然发出不平之鸣，黯然洒下同情之泪：
静思屈原沉，远忆贾谊贬。
椒兰争妒忌，绛灌共谗谄。
谁令悲生肠，坐使泪盈脸。
悲悯屈原，痛恨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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