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唐人对屈、宋骚赋的毁誉与承继 |
 |
时间：2009-7-24 13:56:49 来源：不详
|
|
|
。真乃“何意千年隔，论心一日同”(《载叔论语》)。人称杜甫“风流接楚辞”(元·马祖常《咏杜甫》)“上薄风骚”(《杜甫墓志铭序》元稹)，都是很有见地的。
杜甫崇敬屈原，盛称屈原的非凡才华，誉屈原是旷世杰出的“英俊”(之)才(《最能行》)，在《秋日荆南述怀》中，赞屈宋英名才华远扬：“不必伊周地，皆知屈宋才。”
杜甫对屈原含冤怀砂之恨，宋玉困厄不遇，都抱有深切的同情。在《天末怀李白》中说：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汩罗。
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李白因入永王李 幕府，被判为“附逆之罪”，长放夜郎，杜甫在秦州得知，认为李白与屈原一样是横遭冤枉，因而自然地将两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命运联系起来，写下此诗怜李吊屈，满腔义愤，骂魑魅，呜不平，既显李杜的浓厚情宜，更可见到屈原在杜甫心目中的地位及系念之情。
杜甫一生坎坷不遇，颠沛流离，晚年飘泊西南，落拓湖湘，贫病交攻，人生的困厄遭际，君昏政暗，国势日衰，“天下少安”的现实使他成了屈宋异代的知己：“羁离交屈宋”(《赠郑十八 》)；身在蜀地，心怀汨罗：“遥怜湘水魂”(《建都十二韵》)。后来流离湖南，身临屈原沉身地，更是“迟迟 恋屈宋，渺渺卧荆衡”(《郑覃二判官》)，并且临秋兴感，抚景伤怀：“摇落深知宋玉悲”(《咏怀古迹》)，直到他困死旅途的前一年(769─唐代宗大历四年)，在湘阴吊访“湘夫人祠”时，山乡日暮，楚水关情，不禁发出浩叹：“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祠南夕望》)。杜甫对屈原的敬仰悼念之情终生未曾去怀。这种感情除了取决于诗人的世界观、生活境遇外，也来源于他一生对屈原的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和了解，来源于他正确的文学史观和批评方法。
我们知道，自初唐至杜甫一百多年来，不少人视楚骚为浇薄文风之源，而加以摒弃。杜甫却以其卓识高见，针对时风偏见，明确表示：“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宣布自己对文学遣产的态度与“好古遣近”的复古主义者绝然有别，对待古人今人不厚此薄彼，一视同仁兼收并蓄，取其精华，特别强调了学习屈宋与齐梁文学清词丽句的必要性，但同时指出学习屈宋精采绝艳的辞赋艺术时，必然将其与齐梁日趋雕饰纤丽的文风区别对待；“别裁伪体”，看到二者在精神上的本质区别，应攀“屈宋”，不步齐 梁的后尘，却又不废弃六朝文学的形式美。应以“转益多师”为宗旨。他认为文风之趋于绮丽，是文学演进的必然现象：“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倡起》)，他反对浮华文风，而不废弃对艺术美的追求。作为现实主义大师，他不独“亲风雅”，而且主张“有才继风骚”(《陈拾遗故宅》)“风骚共推激”(《听许十一诵诗》)“文雅涉风骚”(《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杜甫正是凭借进步的文学史观及对艺术规律的认识，以清醒的分析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对待遣产，破除了自初唐四杰以来人们视屈骚为淫丽之源的偏见，对屈宋骚赋从形式到精神都加以肯定，而不象李白那样慨叹什么“大雅久不作”、“正声何微茫”、“绮丽不足珍”。可以说，自隋唐以来在评价楚骚与六朝文风关系问题上长期存在的迷雾到杜甫才算完全廓清。所以杜甫对屈宋、楚骚的认识比他的前辈要深刻、全面、正确得多，故他学屈的自觉性也大大高于一般唐人，其创作成就也最高。
杜甫始终把屈宋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这在唐人中是突出的。“窃攀屈宋宜方驾”、“气靡屈贾垒”(《壮游》)他立志要攀登屈宋所达到的艺术高峰，欲与之并驾齐驱。所以他在实践中是潜心学屈，取其精髓，以丰富和提高自己的创作，刘熙载曾说：“诗以出于《骚》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艺概·诗概》)。“诗不缘于《楚骚》无以穷《风》、《雅》比兴之变，夫文不参之《庄子》，虽昌明博大，终乏神奇也。”(《剑溪说诗》)。“深于《骚》”、“缘于《楚骚》”“纯乎《骚》”，故能“穷《风》、《雅》比兴之变，兼骚雅之妙”，这大概就是“诗圣”的重要成因之一。
杜甫沉郁已为世公认，这沉郁“诗风”，不出自“风”，而来源于《骚》，屈原逢世不祥，怀忠贞之情而被谗邪，“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伤君暗蔽，国将危亡，沉郁幽愤，发而为诗，自然“深沉”“郁结”。这在《离骚》、《九章》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九章·思美人》中就有“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郁·朱熹注)而莫达”之句，中国文学史上屈原首先用“沉郁”一词来表达那因为“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抑郁而无谁语”的内心痛若，他的诗多为“忧愁幽思”之作。杜甫一生不遇，长安十年，受尽屈辱，为救房 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