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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对屈、宋骚赋的毁誉与承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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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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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为“实录”就行了。
总之，刘知几以其进步史观对屈宋楚骚从“不隐恶”的内容，“自叙”体式，及“厉精雕饰”的文彩等方面都加以肯定和称颂，这不仅肇唐代正确的楚辞观，而且在客观上也是对历史上一些深诬屈原的恶论作了一次很好的批驳，具有拔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功。只因刘氏以史论家蓍称，他的文学理论，楚辞观被史论成就所掩，未受到当时及后人的足够重视罢了。
(三)、“哀怨起骚人”
盛唐除殷 提出“文质半取，风骚两挟”的进步文学主张外，不少人对屈骚从形式到精神仍多持否定态度。卢藏用说：“孔子殁二百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地与初唐王勃、卢照邻一样坚持退化文学史论，仍将浮侈文风之源归罪于骚人。
也许由于盛唐文土们处于开元全盛之日，“群才属休明”，圣明时代的光明面，催人向上，他们“乘运共跃鳞”，奋发进取，欲建功业，因此一切怨刺、哀伤之作、乱世之音，似已失去依据，文坛呼唤复兴“大雅”，“正声”，故“颂美”之声日昌。所谓“大雅”“正声”，就是卢照邻、卢藏用等人所谓的“宪章礼乐”歌功颂德的一套，亦即所谓“治世之音”，屈宋哀怨之作是乱世、亡国之音，自非颂美的“大雅”“正声”。这点张九龄说得很清楚。：“《诗》有怨刺之作，《骚》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王少府东阁序》)。认为《诗经》中的“怨刺”之作和楚骚的“愁思”之文统统不属“大雅”，这正是许多唐人批判楚辞之“哀怨”的基本出发点。李白对屈骚的评价也是从这儿着眼的，在复古主义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他崇尚“大雅”“正声”，批判了从骚人开始直到建安以来的绮丽文学。在《古风》(三十五)中说：“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说明“大雅”就是颂美圣明的歌声。因大雅而想到周文王时代的文风，感慨这种文风久已衰微了。这种感慨和叹惋在《古风》(其一)中作了进一步抒发：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淮陈？王风萎蔓草，战国多荆 榛。……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 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 不足珍。
这首诗比较集中地表现了李白的退化文学史观，他认为诗歌的发展自周秦以来走着下坡路。首先，他惋惜“大雅”那种颂美的诗篇久已没人写了，接着“王风”二句是说春秋的诗歌已空落，战国时(屈骚时代)诗歌创作园地更是荒凉。“正声”二句，尽管刘熙载强为之解：“盖有《诗》亡，《春秋》作之意，非抑骚也”。但从上下文及全篇意脉来看，分明是说：颂美的大雅正声坠绪茫茫，骚人的哀怨之作正意味着大雅正声的衰微。这是对“大雅久不作”及“王风”二句的申说。“扬马”二句又是对汉赋的贬斥，认为扬马的辞赋更是为绮丽的文风推波煽飚。此后的诗歌虽屡有变化，但“宪章礼乐”，即“大雅”“正声”已经沦丧，而自建安以来的讲究形式华美的文风不足珍贵。
可以看到，李白是把大雅正声视为理想高标、“宪章”极则，对文学变迁历程的描写是“春秋以降，大雅不作，正声微茫，颂声崩沦，诗歌创作零落；战国骚人继起，发为‘哀怨’，‘颓波’渐兴。扬马推波助澜，颓波大开；建安以来，文风绮丽，不足珍贵；陈梁以来，浇薄斯极”(《孟 本事诗》引)李白以批判“哀怨”、“颓波”、“绮丽”为目标，几乎全盘否定从屈宋到建安以后的文学，在他看来，文学的这种演变完全不是进化而是退化。这实与王勃走到一路去了。从《古风》(一、三十五)不难看出李白“好古遣近”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潮。这点前人早已指出：“太白志存复古”(《艺概》)李白自己也很自信地说：“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孟 本事诗》引)，不过李白复古，旨在革新，与一般人有别，但其重古(正声)，崇“雅”抑“骚”的倾向却是存在的。
唐人的诗论、《骚》评，常常自相矛盾，前后抵牾，言行见悖。这种情况，此前已有王勃等人，而李白尤为突出。李白不同于王勃的地方是他的思想驳杂，来源多途，不囿于儒学一家，求道学侠，特别是他吸收了道家精髓──崇尚自然的思想，加上他仕途不畅，在世很“不乘意”，又一生傲岸，“不屈己，不干人”致使他逐渐脱离儒家传统羁绊，纵情诗海，而变为楚之狂人。“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予为楚壮土，不是鲁诸生”(《淮阴书怀》)。所以他那愤世嫉俗、蔑视权贵、反抗黑暗、追求理想、不肯随波逐流、“胸中怀汤火”、“日为苍生忧”、“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的爱国爱民思想，以及浪漫主义的激情，神奇的想象，神仙的缥缈……自然都有屈原精神、楚骚传统的影响。李白在生活、创作实践的动态过程中逐步理解了屈原，虽然屈的“哀怨”不属“大雅”、“正声”，但自战国以后中国本就没有出现本过值得歌颂的王化之治，，文学中的哀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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