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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对屈、宋骚赋的毁誉与承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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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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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移，质文屡变。譬犹六代并凑，易俗之用无爽，九流竞 逐，一致之理同归。历选前英，于兹为盛。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莫若以气为主，以文 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 屈、宋、卿、云之秘奥(《周书·王褒庚信传论》) 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魏征《隋书·经 籍志集部序》)。
至夫游、夏以文词擅美，颜回则庶儿将圣，屈宋所 以后尘……(《北齐书·文苑传序》)。
他们打破“风雅”、“正声”的偏见和崇经、征圣的窠臼，而主张“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将屈宋之作与“六经”、“百氏英华”并论，放在学习继承之列。赞屈宋“宏才艳发”，“激清风于南楚”，有“恻隐之美”。并不象王勃等人，认为六经之后，文学日益暗淡退化，屈宋是淫靡之源，把文学的政教作用与文学的审美价值对立起来，把淫靡之风同审美的追求混为一谈；而是认为文学在不断发展，“时运推移，质文屡变”由《诗》到《骚》是文学的进步。称赞屈原是“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潭，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隋书文学传序》)功在不朽。认为文体日繁，词采日富，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令狐德 等人认为政教作用与审美价值是统一的，词人文体繁变，词采华茂，风格多样，如同“得玄珠于赤水”“成万宝于秋实”(《北齐书·文苑传》)，是文学上的进步和收获，并不妨碍文学的政教作用。这些史家的文学思想与屈宋观比当时的一般文学家要正确得多。
史论家刘知几，更敢于冲破封建正统思想的某些教条，慧眼观物，独抒已见，甚至公然“疑古”“惑经”“薄尧禹”而“讥周孔”，表现出力求创新的胆识。他任史官达四十年之久，其见解往往与同僚、贵属“凿枘相违”，在深感“吾道不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的情况下，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颇近于屈原“忧愁幽思”“发愤以抒情”的。《史通》不仅是杰出的史论专著，有些章节也可看作文学理论名著，他清楚地知道文史有别：“文之与史较然异辙”，不能混为一谈。但他又认为文史同源，可以互相影响，并致力于文史的结合以实现史的内容与文的形式的统一。他以“史”的眼光来论“文”，主张文学作品必须有真实的客观的内容，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实录”。“对贼属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张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史通·直书篇》)。同时，他又用“文”的眼光论“史”，以为“史”之为务，必借于“文”，对史的文学性要求很高。
刘氏就是凭着他的进步史学思想发现了屈宋作品史诗般的价值，他在《载文》篇中说：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 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子周 《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 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 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方驾南、董俱称 良直者也。
他称赞屈宋作品不隐君恶，揭露怀王、襄王氏庸无道的劣 迹恶行，是属于使淫君乱主“秽迹张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之类，是文史的统一，与历史上南史氏、董狐等有名的直笔史官一样，堪称“良直”。表现了他对屈宋的尊崇。
刘知几不仅从内容、创作原则及社会作用上对屈宋推崇和肯定，同时还以“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工”的标准出发，认为屈原《离骚》开“自叙体”之先河，在《序传篇》中他说：
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案屈原《离骚经》， 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阙生，次显名字，自 叙发迹，实基于此。
《离骚》首章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曰伯庸。……”刘认为这是自叙性、史传体之滥觞，后世的历史传纪是受《离骚》的影响。
他从“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史之为务，必借于文”的观点出发，主张史书要有文学性才能流传不绝。而学习那厉精雕饰的“楚骚”可学到比兴之法，增强文学性；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 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史通·叙事篇》)。
还说“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至于屈原《离骚》，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这类虚构、想象、注重文彩、讲究声律、“句结音韵，以兹叙事”都是可以的，只要不同于史传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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