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借鉴和吸收的成果主要体现诸多的律令典章中，据史料可查的“大化改新”后二百余年间颁布的日本法典有十余部。其中，以《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最具代表性，体现其借鉴唐律的立法特色。

《大宝律令》颁布于公元701年，共有《律》六卷，《令》十一卷，模仿唐律，以刑法为主，诸法合体。虽然至今难以断定《大宝律令》的借鉴对象，但其移植唐初律令，吸取中华法律之精萃，是显而易见的。而《养老律令》则是在《大宝律令》的基础上于公元718年制定的，《养老律》包括《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12篇，500条，数目与《永徽律》均一致。在法律思想与法规的内容上，两者间亦有大量相同或近似的规定。如在刑法的适用上，同样有“一准乎礼”（完全依照儒家礼教）的立法思想，规定了严惩企图危害朝廷与践踏礼教的恶性犯罪（《唐律》规定的十恶与《大宝律》中的“八虐”基本相同，惟后者将“不睦”省并入“不道”，又因日本近亲结婚甚多，而奸父祖妾又可并于“不孝”之中，故删去“内乱”）和对特权阶级的袒护（《唐律》中的“八议”，日本略去“议勤”、“议宾”）。《大宝律》照搬《唐律》的五刑二十等刑名（惟有流刑不明记里数，仅分近、中、远流三等，或为日本国土狭小之故）。日本法律还吸收了中国法中重视亲属等级秩序、强调宗法血缘和同居相容隐等长期以来贯彻的家族制宗法观念。在刑罚分则方面，日本法律的规定比唐律略轻，如《大宝律》规定：“（凡）阑入宫门，徒一年（《唐律》‘徒一年半’）”；“凡造御膳，误犯食禁者，典膳徒三年”；“凡御造舟船，误不牢固者，工匠徒三年（《唐律》以上均处绞）”；“殴打兄姊者，徒一年半（《唐律》处徒二年半）”等不一而足。尤其是在平安时代(公元九至十二世纪)中有三百四十年死刑刑措的记录，据分析，与当时的日本社会普遍盛行佛教是分不开的。

在民法方面《大宝律》、《养老律》与《唐律》相似之处也甚多，但不及刑法。尤其是在继承制度上，《大宝令》、《养老令》完全打破了《唐律》“诸子均分”的原则，《大宝令》中规定，动产的一半及其它财产的全部，由嫡子来继承，剩余的财产才由庶子来均分，这是极端嫡庶异分主义的表现。《养老令》则改为：嫡母、继母、嫡子各二分，庶子一分，女、妾各半分[6]。这种分歧的缘由，将在下文阐释法律移植与本土化问题时予以详述。“大化改新”后，从中国借鉴的法律制度奠定了日本社会严格的封建体制，延续千余年，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明治维新时期。

2．明治维新对大陆法系法律制度的移植与日本社会的近代化

1192年,日本进入了幕府政治时期。1603年，德川氏取得了世袭的“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在江户（今东京）设置了幕府。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也称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8年）是日本历史上继镰仓幕府（公元1192—1333年）和室町幕府（公元1336—1573年）以后又一个由将军代替天皇实行全权统治的时期，幕府竭力维持日本的封建体制。在政治上，幕府将武士阶层作为统治支柱，奉行架空天皇、削弱大名（地方诸侯），独揽国家权力的政策；经济上，“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7]，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受到重税和苛政的双重限制；法律制度上，混乱和残暴是江户时代日本法制的主题，“自武家政治实行以来，刑法遂趋于残酷，所谓‘《德川百个条》’ 者殆已登峰造极。即以生命刑而论。即有所谓‘锯挽’（锯两肩，磔尸），‘磔刑’（以长枪贯穿两胁及喉），‘狱门’（即枭首），‘火罪’（即焚杀），‘斩罪’，‘解死人’（割首弃尸）六种，盖不啻人间之地狱也。彼时法律既不公布，而在今日所视为轻微犯罪者，恒皆被处死刑。”[8]在对外关系上，幕府坚持“锁国”路线严防国外势力乃至西方世界的思想意识、文化科技传入日本，惟恐其构成对幕府封建专制的威胁[9]。在这样的环境下，日本社会的进步可谓阻力重重。

但从十八世纪末起，日本社会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商品经济日益频繁，统一的国内市场逐渐形成。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城市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新兴资产阶级却在各方面深受幕府的压制；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渗入农村，出现了把土地租给佃农然后收取地租的新兴地主。然而在封建领主集中了农业生产全部剩余的情况下，靠在领主与农民之间榨取的新兴地主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由此，新兴资产阶级与新兴地主（其主要来源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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