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治维新初期新政府采取的废藩置县、“四民平等”、地税改革、殖产兴业等措施来看，目的都在于扫除阻碍日本社会发展的封建制度障碍。然而，只有在法律这一上层建筑领域建立一整套保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律体系，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提供适合的土壤，才真正有望实现民族的富强。这样的法律在日本的历史上是不曾具备的，因此只有向西方国家（特别是拥有完备的资本主义法律体系和成熟的立法技术的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吸取经验，借鉴成果。另外，在明治维新前期日本与西方国家商讨废除治外法权等早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过程中，列强以日本法律制度落后、法律体系不完备为由予以拒绝。这内外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促使明治政府不得不对国内的法律体系进行彻底改革，依据西方近代法律理念来编繤制定法律，建立资本主义法律体系。

明治维新开始后，在政治上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为法律的西化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基础。思想文化上，明治政府成立后，推行了文明开化政策，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文明。资产阶级宪政思想、自由民主思想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一齐涌进日本。西方著名法典也被广泛地翻译（1873年箕作麟祥翻译出法国六法全书，率先系统引入西方法律制度）。与此同时，政府还兴办法律学校(以东京开成学校——东京大学法学部的前身和司法省法学校开风气之先)、创办法学刊物、聘请西方法律人才。这样，就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六法”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众多部门法中，与社会生活最密切相关的法律，是民法与刑法。在明治维新初期的法律编纂活动中，首先着手进行的是刑律（即《新律纲领》，主要是参照我国的《大清刑律》进行修订），但是近代化法典的编纂首先着手的却是民法。明治政府建立伊始，就开始着手编纂民法典。最初主持这项工作的是被誉为“日本商鞅”的江藤新平，他的指导思想是“误译亦不妨，惟需速译”，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所谓民法编纂实际上是将法国民法典在不做任何改动的情况下，翻译过来即可。在两任司法卿江藤新平、大木乔任等人的推动主持下，先后编而成的民法草案有太政官制度局的《御国民法》（明治四年）、司法寮的《皇国民法暂行规则》（明治五年）、司法省的《民法暂行法则》（明治六年）、《左院民法草案》（明治六、七年）、司法省的《明治十一年民法草案》（明治十一年）等。由于这些草案皆处于尝试阶段，很不完善，自然都未予施行。明治十三年，政府组织了民法编纂局，以法国学者G.E Boissonade（保阿索那特）教授为中心正式开始民法典编纂。明治二十三年（公元1890年），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的民法典编纂完成，于同年予以公布。该部法典成为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民法典（是为“旧民法典”，也叫“保阿索那特民法典”）。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所有权的绝对性、契约自由、过失责任在“旧民法典”中得到明确的贯彻，财产及财产交易在各方面都受到充分的保护。[10] “旧民法典”的编别体例采取的自然是《法国民法典》的体例格式，但在其基础上亦做了大胆的改良——不拘泥于《法国民法典》第二编（“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变更”）和第三编（“取得财产的各种办法”）的结构，对其构成作了一些调整,并新增了债权担保编、证据编两编。这样就构成了“旧民法典”的五编：第一编人事编；第二编财产编（又分为两部——物权和债权及其义务）；第三编财产取得编；第四编债权担保编（又分为两部——对人担保和物上担保）；第五编证据编——证据和时效[11]。

“旧民法典”的公布，似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在法学界，也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的争议，围绕着“旧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一场激烈的争论展开了。这场大论争最终以反对“旧民法典”的“延期派”战胜拥护“旧民法典”的“断行派”而告终，“旧民法典”的实施终宣告流产。探究“旧民法典”本身，我们不难发现其先天不足与后天缺陷：

其一，编别体例不甚合理。虽经保阿索那特改良，但仍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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