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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历史上的三次法律移植

时间:2009-7-24 13:57:48  来源:不详
和权威性势必得受到影响,法律实效也可能将比预期大为降低,甚至产生种种负面作用。因而,将外来的法律制度本土化——对其加以改造后使之符合国情,适应社会的需要——显得十分必要。法律本土化是为了使法律效果达到最大化,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日后法律制度与社会上通行的观念习惯产生的矛盾。例如日本的班田令与唐代的均田令就有许多不同之处。日本对均田令的引进分为好几钟情况:均田令中与日本国情完全适合的条文,被班田令全部照搬使用;不太适合日本国情的条文,则是吸收其中的基本原则,进行适当的增减,以适应本国的需要;而那些完全悖于日本国情的条文,则不予吸收。此外,还有许多根据日本国情独创的条文,例如“班田年限”、宅院地不得施舍寺院等规定[20]。明治维新和二战后对外来法律所进行的“本土化”实践,上文已较详尽地列举,此处不再赘述。从根本意义上说,广泛地借鉴吸收与谨慎地本土化目的是一致的,二者相辅相成,使移植后的法律制度达到效果最大化,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4.法律移植对日本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

前文已阐述过,先进的法律制度能通过对生产关系的保障和社会制度的维护客观上促进生产力发展。日本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法律移植植入了适应新国情的法律体系。法律领域的焕然一新也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大化改新”后的法律移植使日本法制走出了蒙昧的习惯法和神判法阶段,推动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封建政权的巩固,使日本成为继中国和朝鲜之后的东亚文明国家。明治时代的法律移植扫除了大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物,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近代化,使之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厄运,并逐渐成为东亚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二战后的法律移植则确立了日本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自由的经济制度,使日本社会在短时间内得到振兴,成为现代世界的经济强国。这三次大规模的法律移植,都因为时机准确,方针正确,措施得当,从而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

三、对中国司法改革中涉及的法律移植的深入思考

在当代中国,随着对司法体制和具体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的深入,法律移植已越来越多地被付诸实践,且越发成为法学界密切关注的问题。当代中国法律移植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根本特征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当今世界市场机制是综合世界经济的最主要机制。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有不同的特点,但它运行的基本规律,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优胜劣汰规律是相同的,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也是相同的。这就决定了当今中国在建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和制定市场经济法律过程中应当吸收和采纳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节省时间成本,避免不必要的挫折和弯路。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外向型和开放型经济,其客观的发展规律必然冲破一切地域的限制,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对接,把国内市场变成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从而达到生产、贸易、投资和技术的国际化与一体化。这就要求在制定相关法律时必须与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相衔接,即法律的国际化。另一方面,法律移植是对外开放的必由之路。在当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经济和文化都尚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更有时代的意义。开放必须是全方位的,即对世界上所有地区开放,对所有类型的国家开放;不仅在经济和科技上要开放,而且文化上和政治上也要对外开放。当今世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不仅使经济国际化,而且其他的社会生活领域,诸如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人权保护、惩罚犯罪、维和行动、婚姻关系、财产继承等跨国性亦日益增强。法律在处理涉外纠纷和跨国问题的过程中,必然逐步与国际社会通行的法律和惯例接轨,那么将国际通行的法律和惯例吸收到国内部门法中,无疑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法律移植这一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之重要意义,于此可见一斑。

但是法律移植并非易事,它往往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其实施并非总是收效显著,历史上也不乏适得其反,被迫终止之例,19世纪欧洲大陆移植英国的陪审制便是其中之一。对于当代中国的法律移植问题,必须把握住几个关键点:(1)我国目前借鉴和移植国外(或特定地区)的法律是我国选择接受的,决不是外力强加的,其目的是为了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2)我国在借鉴和移植国外(或特定地区)的法律时,应认真地研究移植来源国家或地区以及本国的各种社会或自然条件。(3)作为当代中国的法学家,应研究国外法学中有关法律移植的经验和理论,特别是研究我国历史上与当代在移植法律方面的经验和理论[21]。另外,法的移植要有适当的超前性。在各国的法律移植实践中,获得成功的占到了压倒性的多数。经验表明,只要把握好时机,做到方针正确,措施得当,法律移植必然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

如今,中国民法典的制订与实施已被提上日程表,成为法学界乃至社会各界所关注与探讨的一大热门话题,于此之中必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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