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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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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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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史观派史家常常将思想史上的问题作社会学的处理，这颇类似于知识社会学的方法。
例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即基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立场，强调思想史必须以社会史为基础，“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研究，把思想家及其思想看成生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东西，人是社会的人，思想是社会的思想，而不作孤立的抽象的考察”。①的确，尽管思想演化的“内在理路”不容抹煞，但流质多变的思想绝非单一的“内在理路”所能充分说明，凿通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内外交融”之法有充分的合理性。这样就超越了纯史学方法而具有了跨学科性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在史观派史学中体现的也十分明显。由于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为分析工具，史观派史家剖析中国古代社会、考察历史上的经济现象自然深刻得多。
第五，史观派着眼于对中国历史的贯通性考察，注重长时段和重大事变。“通”是其一贯的追求。这当然首先体现在通史编纂上。可以说，通史在史观派的著述体裁中占有首要的位置。
1949年后，范文澜历时近20年继续对已有的《中国通史简编》加以修订和扩充，延续了原著观点新颖、材料丰富等特点。“文革”后，在蔡美彪主持下进行续作，并改名《中国通史》行世。
这部10卷本中国古代通史成为最有影响的通史著作之一。由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特点是史与论熔为一炉，是当时编写最精粹、最规范的中国通史教材。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共12卷22册，约1400万字，堪称鸿篇巨制。其基本宗旨是体现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并在通史体裁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反映了当代通史编纂的最新水平。新近出版的王家范的《中国历史通论》，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预设，立论恢宏，洞幽察微，完全可以视作当代的《读通鉴论》。②正是因为立足于通古今之变，史观派这一学术共同体特别喜爱研究历史上的大规模社会变动。殷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秦汉之际、魏晋之际、明清之际这些历史上的大转折点之所以能得到相对透彻的清理，与这一学术取向密切相关。史观派热衷于研究社会的大变动、历史的大关节、时代的大转折，本身就是将中国历史纳入到一个较长的时段中进行考察的努力。
社会形态的更替是最大规模的社会变动，关于它的研究构成了20世纪史观派史学史上一道绚丽的风景。1949年后学术界对社会形态更替问题的热情再度升温，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形成高潮，它“所涉的问题之多，方面之广，以及各种意见相互争鸣之热烈”，是前此20年间所不能比拟的。①要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就必须对处在各形态交替点上的历史时段进行细致入微的和全面的探究。在古史分期讨论中，各派都去挖掘史料，分别对某个历史时期内的经济、政治、思想等等作了较为全面的清理。例如，为了论证西周封建说，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考察比较了殷周两代的殉葬和祭扫、人身隶属关系、土地所有制度、宗法制度等等，得出殷、周两代社会性质有异的结论。郭沫若、杨宽、吴大琨、白寿彝、田昌五等人的战国封建说则着重从铁制农具的普遍推广、井田制的破坏、私田制的出现、“庶人”身份的改变、诸子纷起这些事实来判断社会形态更替。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通过考察农村公社、流民暴动、世家豪族、农民部曲和佃客等历史事实而分析得出魏晋封建说的结论，等等。
在近年“五种生产方式”学说受到根本质疑的情况下，社会形态问题仍未从学者的视野中消失。②本来资料最为稀缺的上古中古史，却率先得到精细、深入的清理，这不能不归功于古史分期问题的吸引。
最后说明一点，我们在澄清和重估史观派的学术史意义的同时，不能不深刻反省其本身存在的严重缺失。上述五个特点是史观派史学的价值所在，惜乎它们不幸流于极端化或片面化，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损害了历史学的学术品格，甚至堕落为政治运动的婢女。“从下往上看”的视角固然合理，但在社会革命的背景下，农民战争史研究从一开始就负载着意识形态使命，其“一度成为显学”，也不过是“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理论的产物”③，并非完全出自学术自觉。史观派所跨用的社会科学理论，其人类学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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