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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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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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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阶级斗争动力观”的质疑直接导致了对本段历史的叙述从“革命化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悄然转换。如果说1949年后的30年是“古史”研究为主导的30年的话（著名的“五朵金花”都开在“古代史”领域），那么，1979年后的20年则是近代史研究为主导的20年：近代史发展线索讨论、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的再认识问题、清末新政的意义估量问题、革命与改良的关系问题、1980年代晚期对“革命”本身的反思和对“激进与保守”的重新衡量，都吸引了整个历史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的目光。①对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反省是1980年代通向1990年代的枢纽。
不管从1979年至1989年的史观派内部冲突有多剧烈，这一时期的冲突仍在“社会史论战”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所形成的历史话语系统内进行。现在看来，这一话语系统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这一系统基本上是从西方引进的，是西方（主要是西欧）用来描述、反映自身历史特点的概念和术语。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套“充斥着20世纪政治与文化诉求”的话语，而且为学术共同体与政治社会所共用。像“封建”、“封建社会”、“阶级”、“阶级社会”、“剥削”、“剥削阶级”、“地主”、“地主阶级”等等，以及与这些术语相关联的许多社会历史理念、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假设，都只有放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中才好把握。严格地讲，这套话语是史学界从政治社会照搬过来的，而政治社会主要用这套话语来从事社会动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史学界在这套话语系统内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大都是意识形态命题，或半是学术半是意识形态的命题。所以，很多“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最后酿成比较大的意识形态事件，实非偶然：既然与政治社会共用一套语言，谁能知道到底在讨论现实问题还是在讨论历史问题？在“舆论一律”的背景下，当然易被看作是“政治问题”。像“文革”前夕的“农民战争史问题讨论”、“清官问题讨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问题讨论”等，“文革”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中西文化问题讨论”、“历史动力问题讨论”、“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等，结局都或变成“政治问题”，或因为过于敏感而不了了之，其原因都出在话语系统上。
笔者之所以将1949年至1989年近40年的史学划为一个阶段，正是因为史学界在这40年间一直都在这一系统内思考问题。这一状况直到最近10年才发生深刻变动。
最近10年史学界所发生的最深刻变动，莫过于所谓“国学”的复兴和史观派史学地位的下沉这一现象了。②如果说1980年代主要可以归结为史观派的内部冲突的话，1990年代以来则完全可以看作史观派与正在东山再起的史料派或国学派的冲突。人们几乎都能感受到，从进入1990年代伊始，学风、语境、话语、人心、“问题”等，与1980年代相比都处在巨大调整之中，学术界有“换了人间”的感觉。加速这种调整的有两大事件：“批判《河殇》”和“苏东巨变”。
前一事件加速了学界向“传统文化”、“本土化”、“儒学”特别是向“国学”的复归；后一事件则可能加速了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或“唯物史观派史学”的疏离。在这一背景下所呈现的史观派从中心向边缘、史料派从边缘向中心的逆向运动可能构成1990年代所发生的一个突出的学术史取向。
风起于青萍之末。1991年1月18日北京知识界“学术史研究”聚会③，可以看作是学术界对变化了的外部社会的最早回应。这次聚会的一个与会者当时即指出：对“学术史研究”的倡导，实际上“半遮半掩地亮出了一面复古的旗帜，好像在号召大家从某种程度上‘回到乾嘉去’”；④五年后，“回到国学”、“回到乾嘉”则形成了一种很有冲击力的思潮了：这有当时《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上的异乎寻常的报道为证。①在这一背景下，遂发生了一次“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国学”的正面碰撞，这就是胡绳对“国学”的批评和所遭受的还击。
这无疑可以看作是史观派与史料派在学界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1994年底，在《历史研究》创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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