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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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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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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观派内部老一代与激进青年的冲突最后导致了这两部分学者同归于尽，导致了历史学的被取消。当时的激进政治固然通过“学生”打倒了“老师”，但即使这批“学生”也跟不上当时激进政治的步伐，所以也被当时的“政治”甩开了。这就进入了毁灭学术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一开始就取消了所有史学期刊，大学的历史系、专职的历史研究机构，要么不复存在，要么停止科研活动。一个完整的史学界固然已被“政治”彻底同化，但“文革”与“历史”却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可以说创造了利用“历史”、“历史事件”来从事现实政治活动的奇迹，“文革”的全过程都伴随着政治对“历史”的毫无顾忌的放肆盗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①充当了“文革”发动的引信，《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②是“文革”深化的标志———当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光绪”随之呼之欲出，此后的“评法批儒”则意味着“文革”进入了最后的阶段。③总是“借历史说事”构成了“文革”的突出特征。这不能不看作是把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昨天与今天之间那条不可忽视的线撤除之后所导致的结果。换句话说，激进政治对“历史”的使用可以说是与史观派内部的激进青年所遵循的思路并无实质的差别。不仅如此，作为当时激进政治思想基础的历史观念，也是那批激进史学青年所固守所捍卫的东西。对统治阶级、上层精英带着固执的成见，对被剥削阶级、下层民众带着特殊的偏爱，认为下层民众的一切都是好的，上流社会的一切总是坏的，既是“文革”赖以发动的思想资源，也是“文革”时期始终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基调。而这一切，都是当年郭沫若、范文澜、吴晗特别是翦伯赞想用“历史主义”来加以阻止的。
“文革”结束之后，特别是1979年中国又一次向“现代化”重新定向之后，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痛苦的自我反省阶段：反省“文革”、反省在“现代化”建设上的失误、反省我们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在这一背景下，史观派亦开始了比较深入的自我反省。这有当时《历史研究》上一系列文章为证。与史观派的自我反省同时，史观派与史料派之间的“优劣异同之论”再度出现。当人们反省“评法批儒”时期的“影射史学”与“古为今用”的原则之间的关系时，不禁又怀念考据学派那种“为历史而治历史”的比较笃实的学风，一股“回到乾嘉去”的史学思潮在潜滋暗长。①从1958年起，“史料派”的名声虽被搞臭，但在整理古代典籍如“标点二十四史”时，仍不得不依靠他们。尤其是“文革”后期，当“评法批儒”这一败坏史观派信誉的做法甚嚣尘上时，考订派的骨干们则被集中到北京中华书局，从事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此举既是对考订派的保护，更是对考订派的另一种形式的肯定。这一破一立的鲜明对照，史观派所感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而史观派的内部冲突仍是这一时期的基本冲突。
史观派的内部冲突主要是围绕着这一学派自我反省的限度进行的。史观派应该进行自我反省，也应该接受批评，是这一学派内外的共识，但把反省和批评的边界控制在哪里，则有相当大的分歧。例如，和史观派与生俱来、但从1950年代初期开始强调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或真正动力”这一观念预设，在1979年受到激烈挑战，由此展开了一场牵动整个学术界的“历史动力问题论战”。②挑战的一方由对“阶级斗争动力”的质疑发展到对“暴力革命”的反思，再由对“暴力革命”的反思发展到对历史发展非正常道路的检讨，并由此导致了对“改良主义”、“保守主义”在历史上地位的重新估计。③谁都能看到，放弃“阶级斗争动力观”的预设，将引发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改写。维护的一方对此忧心忡忡，所以他们主张仅仅反省到对“阶级斗争动力观”的滥用、扩大化、绝对化即可，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一预设或这一命题本身没有错，甚至认为这一预设就是基本历史事实本身的反映。④论战就这样展开。受这场论战冲击最大的研究领域当属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既有外战又有内战，既有革命又有改良，既有农民起义又有资产阶级的变法，既有红区又有白区，既有边区政府又有国民政府，既有马克思主义又有自由主义，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既有革命救国又有实业救国，等等，总之，充满了紧张与冲突是这一时期历史的基本特征，而这一切都曾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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