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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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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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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40周年纪念会上，胡绳通过“介绍一篇文章”，表明基本赞同所谈文章的一个论点：“不排除有人企图用‘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②结果《孔子研究》在次年第2期推出一组笔谈（11篇），反驳胡绳，同时为“国学”辩护。这组笔谈在反驳胡绳时，或指名道姓，毫不避讳；或替“国学热”叫好，直陈理由；或言辞激烈，根本未考虑胡绳的所谓“身份”与“地位”，甚至认为胡绳的意见并不具有权威性。在这一事件中，引人注目的是，在遭到如此剧烈的还击后，胡绳和他所在的史观派的沉默。这种沉默当然可以作多种理解，但笔者更倾向于把它看作史观派业已失去原有力量的表现。仅仅15年前，当所谓“回到乾嘉去”的思潮刚刚露出一点苗头的时候，史观派的气势是多么的强悍，步调是多么的一致！③两相对比，说学术界“换了人间”大概并不过分。
史观派在近10年地位的下沉，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的估计：它在20世纪学术史上的地位也随着这种下沉日益变得可疑起来。早在1980年代末期，有学者就坦率指出：史料学派“阵容强大，成果显著”，大大超过了史观学派：“史观学派……不能与史料学派平分秋色”。④进入1990年代后，史观派的学术史地位就越发无足轻重、乃至可有可无了。在《20世纪学术经典》的长篇“序言”的作者笔下，陈寅恪及其所代表的史料学派已处于现代中国学术版图的中央位置，郭沫若如同胡适、梁启超一样被挤到这幅版图的边角地带；⑤从海外引进的一种看法认为，处在这幅版图中央位置的除陈寅恪外尚有陈垣、钱穆和吕思勉；⑥在“国学大师丛书”策划者的心目中，这幅版图也多被传统学人占据着。这些新绘制的现代学术版图，四至或有不同，但有一点却异常醒目：史观派史学所占有的版面正在急剧缩小乃至消失。换句话说，史观派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立足之地正一块块地被抽掉。曾经在近50年学坛上占统治地位的史观派正面临和经历一场比较深刻、严峻的合法性危机，大概是眼下人们有目共睹的基本事实。
这一事实似乎在昭示着：史料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又要或已经到来。有人说，到了1990年代，中国史学“已经开始向中国现代史学的起步阶段回归，其主要特征就是‘回到傅斯年’。”⑦已经出现的绝不是应当出现的。史观派地位的下沉绝不应成为史料派在史坛再执牛耳的理由。反过来说一样，也不要把打破史料派垄断地位的希望再次寄托在史观派的复兴上。中国史坛需要融合史观与史料并超越史观与史料之上的第三支力量，而且这支力量也已出现。以社会经济史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者就是我这里所说的第三支力量。对当下的中国史坛来说，能使史料派黯然失色的不是史观派，而是社会经济史学派。
当下中国史坛最富有生机的这个学派部分渊源于当年的《食货》杂志。这一学派在1949年后的大陆史学界史观派与史料派此起彼伏的对抗的夹缝中顽强地延续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成问题”讨论、“中国农民战争问题”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等，特别是“萌芽问题”讨论，为这一学派学统的延续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看得出来，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是寄生在史观派身上的，或是作为史观派的变种而存在的。这一学派真正独立于史观派与史料派而作为第三种力量存在，仅是近20年来的事情。从傅衣凌到吴承明，从吴承明到李伯重，大体可以看作这一学统传承并光大的过程。这一学派的出现与崛起，使得原本界限分明的史坛两大学派的对垒变得日渐模糊起来。从史观派与史料派隐蔽但很深刻的分裂走向建立在“重材料但不轻理论”共识下的史界整合，很可能是社会经济史学派对中国现代史学的贡献，这一整合可能也意味着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史学的更趋成熟。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一个世纪的转型过程至此可以宣告终结。
史观派衡估
如果说在史料派与史观派的纠葛中，由于诸多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使我们难以厘清其学术是非的话，那么不妨将同时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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