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
 |
时间：2009-7-24 13:58:04 来源：不详
|
|
|
世界史学的发展作为参照。二战后，特别是195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史学重新定向，新史学成为主流。二战后所发生的变化集中表现在：从研究课题上讲，战前主要是研究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精英史；战后的研究方向则主要转移到社会（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心态史、民众史等方面来。随着研究课题的大规模转移，研究方法上也大幅度刷新，主要是向社会科学，特别是向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心理学等借用方法、模式和概念，从描述性、叙事性方法走向分析式方法，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科学化趋势。
法国年鉴派是这一史学潮流的代表。而对比中国的史观派与年鉴学派，就会发现二者从治史理念、为学旨趣到作业方式都有惊人的一致。也就是说，史观派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同时代世界史学的一般潮流。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总结和对照的二者对应之处，对史观派加以学术上的衡估。①以下五个方面就是我考察得出的初步结论。
第一，从学术理念上看，史观派特别强调史学与生活、时代、社会的联系，特别注重释放史学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这固然曾产生让“过去”屈从于“现在”、让“历史”屈从于“未来”的弊端，但基本原则并没有错。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布洛赫提出过一个“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的著名公式。他说：“古与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
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②其另一位创始人费弗尔也认为，历史学应当是为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并通过他们重现过去。③英国史家爱德华·卡尔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他把理解过去的社会和掌握现在社会作为历史的双重作用。①在注重史学与时代、生活和社会的关联这一学术理念上，史观派与现代西方史学的主流认识是呼应的。史观派自诞生之初就主张沟通过去与现在，注重在”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上释放自身的能量。释古变今的现实性是其与生俱来的品格。
1949年后，史观派对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参与力度进一步加大。著名的“五朵金花”几乎都与时代主题相通。例如，“古史分期论战”在当时看来关乎“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是否适应中国国情的问题，关乎中国革命与历史的前途问题，即马克思所说的理想社会形态能否在中国实现；同样是把社会形态学说引入中国史领域的产物，为了说明没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也能发展到资本主义去，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应运而生。但现实性并未将学术性完全稀释掉，其学术意义不可低估。有论者指出：“中国的大部分史学家们纷纷浸淫于‘五朵金花’及其相关命题的研究，这就不能不使得这些命题的研究深度，得到空前的发掘，从而形成这个时期中国史学成就的一个显著特色，尤其是中国古代生产关系史、农村社会经济史、商品经济史的研究，为后人的学术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②在“为现实而历史”的观念的导引下，史观派也同样取得了一批嘉惠学林、传之久远的学术成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即是一例。翦伯赞在最先编辑的《义和团》“序言”中明确指出：“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编辑此书的动机。《丛刊》基于“反帝反封建”的现实需要而编纂，但其学术影响既深且巨，是1949年后史观派对中国史学史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它涵盖了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共计11种，2700多万字，收录文献资料1800余种，③“既承当年《食货》的传统，又与史语所工作旨趣不悖。而规模之大，考订之精审，则为他们所不敢想望”。④《丛刊》不但是国内近代史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而且颇受海外汉学界的重视。据美国学者说，他们利用这套丛刊，培养了数百名汉学博士。⑤美国汉学界的费正清、刘广京、邓嗣禹、芮玛丽等对《丛刊》均有所赞许。⑥余英时曾这样评论道：史观派“自始至终便不是从纯学术的立场来研究历史”，“他们的史学主要是为现实服务的，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为他们所从事的政治运动寻找历史的依据的”，“这种态度的本身是绝对无可责难的，相反的，一个人如果真是从爱国家、爱民族的纯洁动机去治史，他正是表现了一种高贵的道德情操”。⑦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的完全隔离，不但不能导致“客观”历史的出现，反而会使历史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史观派的现实诉求为其学术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驱动力，其积极作用不可小视。
&nbs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