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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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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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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后，渗透在历史著作中的实际上是贵族的观点，或者说，一种贵族的偏见支配了历史研究，大众的历史、日常生活史和人民文化史都被认为没有价值，年鉴派的努力纠正了这一偏向。①中国的史观派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从价值立场的选择上看，史观派更同情历史上的“小人物”和普通百姓，对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农民暴动、平民造反尤为推崇。正是由于这一学派的努力，几千年来乡下百姓的生活才在史书上得以显现。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来的40年中，共发表文章4000多篇，各种资料、专著和通俗读物达300余种，可谓极一时之盛。农民战争史可能是1949年后史学成果密集度最高的专门领域。据20世纪70年代的海外学者观察，1955年以后，中国历史学著作和研究的最显著特征是“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关注”。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评价农民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今天中国共产主义史学研究中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为中国历史学增添了一个新领域，却是毫无争议的。”
农民战争史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语言’，建立了评估和重现中国过去历史的标准。”②的确如此，无论翻开赵俪生、高昭一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孙祚民的《中国农民问题探索》，还是浏览郑天挺、孙钺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漆侠的《秦汉农民战争史》，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农民战争为轴心的集中研究不仅使学者们在宗教、宗族、人口诸方面收集、整理、积累了下层民众的各种材料，③为今天对下层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而且更大的价值在于使中国史学界的目光聚焦于民间社会，构成了今日社会史、民间史复兴的内在理路。90年代以来，虽然从表面上看人们研究农民战争史的热情已然冷却，但事实上它所导引的那种“从下往上看”的研究取向仍在社会史领域中得以延续。把农民战争史研究的遗产放在社会史的范畴内重新予以消化，将有助于进一步实现中国史学由精英史到民间史的转换。
第四，跨学科的治史方法。广泛吸收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辅助历史研究，是年鉴学派最大的创新之处，并成为现代西方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史观派也一直在从事跨学科研究，致力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在史学领域里的引进。以摩尔根的人类学发现为参照，从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清洗出一个类似于西方史前社会的“原始社会”来，是唯物史观派一问世就贡献给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大成就。
在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改造”的各个史学流派中，真正做到以社会科学理论治史的当推史观派学者。他们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诸学科借取理论和方法，致力于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阐释。史观派史学的发展本身就是跨学科研究的结晶。正是通过这一学派，中国史学实现了与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门类的初步整合，从“义理”层面初步完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化转型。在1949年以后关于“五朵金花”的讨论中，马克思主义中蕴涵的经济学、社会学内容广泛渗透到历史研究之中。
唯物史观派还普遍借鉴马克思社会学中的阶层分析和集团分析方法作为研治史学的辅助手段，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前两卷）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阶级观点被作为开启中国历史神秘之门的总机关。应当承认，将历史上的社会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它们加以考察，从而达到对社会历史的总体把握，的确不失为一条可行途径。适当取用阶层分析和集团分析方法不但无损于历史学，而且会提升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和思维能力，从史实中求史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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