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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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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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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今天看来，经济史是史观派贡献最巨、生命力最长久的一个专门领域。1949年后，经济史日益受到重视，进入了史学主流之中。与民国时期相比，它在史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史研究的空前活跃，一方面表现在史料整理上。近代经济史资料整理的成绩最为卓著，规模较大的有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孙毓棠、汪敬虞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2辑，李文治等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3辑，陈真等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辑，彭泽益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4卷，另外还有涉及中外经济关系的资料，如《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15编，它是辑自海关的第一手资料。可贵的是，这些作品并未完全停留在资料汇编的层次上，而是渗入了编者的研究心得，所以总体质量较高，其中不乏上品。另一方面的表现是各种研究性论著大量涌现。通史类有傅筑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田昌五、漆侠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汤明燧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通史》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2000年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九卷本《中国经济通史》①，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体大思精，且各分卷主编多为所在领域造诣精深的专家。这套书甫一问世，即已“饮誉海内外”。②专史类更是硕果累累，如农业史、工业史、手工业史、商业史、财政史、交通史均不乏名家力作。像赵俪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郭正忠主编的《中国盐业史：古代篇》，李锦绣的《唐代财政史稿》，则是其中有影响的作品。据统计，1986—1995年中国经济史论文和著作有近2万种，可见研究状况之盛。
同时，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仿佛一种高效催化剂，将经济史研究向纵深推进。尤其在1949年至1966年，理论争鸣的焦点同时就是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重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1949年以后史学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与之相关的成果汗牛充栋。在寻觅资本主义在何时何处“萌芽”的过程中，人们几乎遍及这一时期丝织业、棉纺业、矿冶业、农业、商业、手工业、市镇等方面的有关资料，深入开展了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苏、淞、杭、嘉、湖地区和徽商等方面的研究。③如同一位明史专家所说：“尽管有关资本主义萌芽涉及的每一点学术界都存在着种种分歧，然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探讨，使我们对明代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大大深化了，较之40年前这一领域的近于空白，不能不承认已取得重大进展。”④林甘泉也认为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为后来明清经济史研究成为一个热门打下了基础，今天明清经济史的研究有这样一个局面，得益于50年代以来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⑤李伯重评价道：这一研究，中国学者“付出了巨大努力，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不论存在什么样的局限，这个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是无可比拟的。”“学者们对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等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可以说已经弄清了事实真相。”⑥连海外的余英时也承认，大陆学者从事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对明清经济史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⑦甚至可以说，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其基本推动力量就是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进一步说，若没有立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近几十年经济史研究的繁盛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从世界范围看，20世纪是社会经济史占主流的世纪，史观派攻治社会经济史，填补“食货之学”的空白，使中国史学得以“预流”世界史学。
第三，“从下往上看”的价值立场。随着学科开放和相互影响的加深，社会人类学的民间取向逐渐得到历史学家的认同，并开始以“从下往上看”的视角和价值立场重新审视历史。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史逐渐成为包括年鉴学派、英国“社会史学派”在内的西方现代史学新的研究取向。研究对象从精英转向民众被视为新旧史学转型的标志之一。
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痛斥君史湮没民史的弊病，但真正在史学实践中扭转精英本位局面的是史观派。在这一方面，史观派所起的作用与年鉴派所起的作用一样。伊格尔斯说：进入19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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