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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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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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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只是一种根据欧洲的经验事实概括出来的关于“欧洲型”的理论，是一种“西欧历史法则”而不是“东方历史法则”；其社会学也基本上是一种冲突社会学，其经济学则是《资本论》中阐发的政治经济学，等等。其时代和地域的局限都非常明显。同时，1949年后长期的封闭状态，也使得中外史学交流陷入停顿。客观地说，史观派史学与国际史学潮流的契合毕竟还相当有限。
未曾中断的考据学统
总的说来，50年代到80年代的史学史，是一部史观派地位上升、史料考订派地位下降的历史。尽管两派的地位置换在1949年后成为现实，但在新的格局之下，史料派的研究工作却仍在继续。史料派的研究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考据话语并未中断，许多学人仍在从事考据作业，其成果照常发表；二是大规模的史料整理工作陆续开展，并且取得了空前的业绩。
考据为史料派学人所擅长。让他们放弃考据，也就等于让他们放弃立身之本，这一点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众所周知，1949年后的顾颉刚、童书业等人就从没有放弃过考据工作。顾颉刚一直在从事《尚书》研究。其实，他对《尚书》的整理自1922年就已经开始。1951年，他以《尚书》为自己的专业，萦情于《尚书》今译工作，用半年时间将最艰涩难解的周诰八篇译出。1959年应历史所、中华书局之命，顾颉刚开始按全书整理《尚书》本文，分校勘、注释、章句、今译、评论数项，尤其在史事的考证上花费了极大精力。在做《大诰译证》时，他“以四年之力，易稿三次，成四十万言，不仅在文字、训诂、语法各方面尽力搜讨古今人之著作，一一为之批判接受，并考证周初史事，以周公东征，东方民族大迁徙为中心，自信甚多新见，足揭三千年前之史实”。顾颉刚对《尚书》的整理考证一直持续到其生命的最后阶段。①顾颉刚的弟子童书业，曾是“古史辨”派的中坚，发表的文章多为考据。1949年之后，他开始转向理论研究，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投注了大量精力，但考据工作并没有停止，其春秋左传研究就是明证。他时时关注《左传》，一有发现就写信告知顾颉刚，有时一封信达“万数千字”。从1965年开始，童书业全力投入《左传》研究，先后完成《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初稿，后来二者汇集为《春秋左传研究》一书。此书是对古史传说和西周、春秋重要史事的系统而全面的考证。他晚年从事的另一项关于美术史的研究，除少数评论性文字外，绝大多数是考据性的。甚至有人认为，童书业在研究理论时，仍在应用考据的方法。直到去世前的8个月，他还念念不忘考据，不但一如继往地肯定考据学的价值，还对考据学的规律进行总结。②与顾、童一样，其他来自旧学营垒的学者也在默默地进行考据工作，如陈寅恪研究柳如是，黄云眉考证明史，杨树达研究《汉书》，王仲荦清理北周地理志等等。不过此时的考据工作与以往显著不同，它必须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一个部分而存在，其独立性降低了。如顾颉刚就认为，整理《尚书》可以“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课题供给确定可靠的材料”。③这自然与以往“为考据而考据”有所区别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考据传统在《历史研究》杂志中延续了下来。1954年创刊的《历史研究》是中国大陆最具权威的史学专业期刊，它的办刊宗旨是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但属于旧史学范畴的考据文章也占了一定的比例。陈寅恪、顾颉刚、郑天挺等人的考证之作都曾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过。创刊伊始，陈寅恪就连续发表了《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和《论韩愈》两篇长文。④郑天挺的《关于徐一夔〈织工对〉》也在1958年发表。此文具有鲜明的史料考证性质，全文引用101条史料，以一万多字的篇幅来说明一条史料，以至于被认为是“唯史料论治学方法的典型”。⑤顾颉刚在1962年第4期《历史研究》上将其《〈尚书·大诰〉今译》结论摘要发表。这篇考证，“集合二三千年中留下来的资料，加上七八百年中学者们不一致的讨论，组织成一个历史系统”。
考据传统之所以能够在新史学的权威刊物中延续下来，主要是当时史学发展的形势使然。
1949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正统地位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此，在充实汇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力量的同时，还要对异己的学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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