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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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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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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进行改造，学习马列理论成为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既是学习，当然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学术研究。新成立的中国史学会的第一项工作，是编辑一套中国近代史料。高校中从事历史教学的教师们则从不同角度探讨经典作家的理论命题，只是通过编写教学讲义来交流学习经验。就全国范围而言，1950年代初的四五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尚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如郭沫若所说：“目前还得不到一本像样的通史，或其他各文化部门比较的专史”。①正是基于这一现实，《历史研究》才不得不向其他学派开放。在创刊号中，两类文章平分秋色。但不久以后，《历史研究》就进入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轨道，史料方面的文章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被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系统内的问题争论所淹没。但无论如何，考证路数在《历史研究》中是延续下来了。
考据或史料研究成果，不但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中时有发表，而且在1962年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园地———《文史》。创办这个刊物的初衷，就是为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却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开辟一块发表的园地。第1辑的《编者题记》中说：“所收辑的文章大抵偏重于资料和考据”。这是因为“积累和辨析资料”是学术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第一步”，《文史》要造就的是这样一种鲜明的风格，即“崇尚实学，去绝浮言”。②顾颉刚、陈垣、游国恩、于省吾、杨宽等人的文章不断在《文史》上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不过，它始终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
第一，在酝酿阶段，刊物名称和运作方式都经过慎重考虑，始终保持低调姿态。第二，《文史》是短命的。虽然稿源不断、销售迅速，但它到1965年6月印行第4辑后就无疾而终了。这说明，尽管存在这么一块园地，却经受不住风雨的摧残。
在这一时期，更能显示史料考订派顽强生命力的，是他们那些由多年心血凝成的专著。
1949年之后，各大出版社仍在编辑出版考据性质的著作。如顾颉刚的《古籍考辨丛刊》（1955年）、《秦汉的方士与儒生》（1957年）、《史林杂识初编》（1963年），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56年），童书业的《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1962年），刘节的《古史考存》（1958年），杨树达的《汉书窥管》（1955年），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1955年）、《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1956年），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徵》（1962年）、《明季滇黔佛教考》（1962年）等。大体说来，这些著作包括两类。一类是旧书重印，1949年前已经出版过。这说明尽管时代不同了，但考据作品的生命力并未完全丧失。主流史学虽着意除旧布新，但学术自身固有的传承性又使得它无法回避、漠视既已取得的成就。另一类是以前从未出版过的，也都是作者多年心血的结晶，并非1949年后取得的新成果，因此仍与所谓“旧史学”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即使从史料派中走出来的新史学的代言人吴晗也有考据作品问世，如《读史札记》（1956年），这说明史料考订路数没有被完全阻断。
1949年之后，史料派与史观派开始合作，进行了大规模的史料整理工作。这主要包括几个重大项目：标点《资治通鉴》和“杨图”改绘，以及点校“二十四史”。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由史观派主持策划，由史料派负责具体工作。史观派借助国家权力，充分调动起可以利用的资源，把相关专家集中起来联合攻关。史料派则在史观派的统一规划之下，分工协作，承担着繁重的整理任务。这样，两派实现了优势互补。实际上，这几项史料整理工作仍应主要归功于史料学派，因为史观派只是出面组织协调，较少参与业务活动。
（一）标点《资治通鉴》。1954年11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标点《资治通鉴》、改编‘杨图’委员会”，由吴晗和范文澜领衔，尹达、侯外庐、刘大年、翦伯赞、金灿然以及高教部和地图出版社的负责人组成。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由王崇武为召集人，顾颉刚为总校对，聂崇岐、齐思和、张政、周一良、邓广铭、贺昌群、容肇祖、何兹全等参加标点。
工作开始后，顾颉刚一人由于无力承担总校任务，1955年又成立校阅小组，与王崇武、聂崇岐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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