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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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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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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国学复兴改变了史料学派的地位和命运，并未改变史料学派的性质。史料派始终以史料工作为中心内容，甚至视史料为学术的全部，这种立场所导致的缺陷也是他们自身难以克服的。
同时，史料派与史观派仍处于一种无形的两极对立状态之中，消弭这种对立决非易事。
因为两派的恩怨纠葛渗透了太过复杂的学术的和社会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要排除这些因素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不论选择这两条道路中的哪一条，中国史学都无法真正克服单一取向所导致的自身缺陷。那么，中国史学是否可以在两者之外开辟出第三种学术路向，从而超越两极对立的僵局，步入一种更臻完善的境界呢？
史观与史料张力之间的会通取向
在近50年的中国史学界，除了占主流地位的史观派和基本上被边缘化的史料派之外，在这两大学派的夹缝之间事实上还存在一个治史路数大体一致的、值得特别注意的群体。这个群体之所以值得特别注意，是因为这个群体既努力兼取两派所长又努力扬弃他们各自的偏执，希望执两用中，不偏不废。在1949年前，有的学者就已看到，七七事变后，“撷取疑古、考古、释古之派的优点加以批判的综合”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①“抗战后期，史学界趋向协调综合的潜流日益增大”。②而当年的《食货》杂志和《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及其背后的“史学研究会”则可以让人切实感到，③一种会通各派所长舍弃各派所短，平视理论、方法与材料地位的新的史学取向早已在1930年代中期即已出现。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会通派”的形成。
尽管梁启超的“新史学”、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派”、在社会史论战中崛起的“史观派”，都曾从某个方面为“会通派”的酝酿贡献过必不可少的基本成分，但不能不承认，“会通派”的学统应部分直接溯源至《食货》杂志。首先“重视材料”但同时“绝不忽视理论与方法”，是《食货》杂志遗留下来的学统。创刊号上“编辑的话”说：“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于不能产生。”理论虽“只能指示我们一个观察事物的眼光，解释事物的见地，批评事物的立场，……不能……替我们创造历史的事实”，但理论却是不可缺少的。④在“古史辨”派和史语所派占主流地位的背景下，《食货》杂志却断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时代业已来临。⑤曾致力于近代城市史研究的清华大学的吴景超坦言：他的研究就“先由理论下手，根据这些理论来研究中国都市”，然后又“以研究中国都市的所得，再来修改理论”。⑥刊发在《食货》上的大量论作，实践了该杂志的办刊宗旨。全汉、杨联、何兹全、武仙卿诸人的作品，既一扫考订派的拘谨局促，又无史观派的大而无当。此外，以清华大学学者为主体的“史学研究会”诸人的述作也是正在形成中的“会通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梁方仲对“一条鞭法”的探讨、汤象龙对鸦片战争经济背景的勘察、吴晗对明史的系列研究、张荫麟的通史撰写、罗尔纲对太平天国史的叙述等，都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与史观派和史料派的为学取向均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总之，上述诸位学人，在崇尚材料的“疑古派”、史语所派和迷信理论的“史观派”之外，又开辟了一条兼重材料与理论的史学研究之路。
这一治史之路并未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中断。不过，会通派在1949年以后30年间的存在，基本上处于一种似断非断、不绝如缕的状态。在这一期间，带着会通派印痕的或有会通自觉的史家屈指可数。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可能是傅衣凌，其次是梁方仲。在民国时期以“一条鞭法”研究闻名中外史坛的梁氏，1950年代出版了又一经济史名著《明代粮长制度》，这一经过20多年努力写成的专著，既有细密的考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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