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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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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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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1949—1991）》的不完全统计，1982年至1991年，全国共整理出版古籍图书近4300种，是此前32年古籍出版总量的119倍。以历史古籍来说，1980年出版30余种，1981年出版60余种，1983年增加到120余种。③同时，古籍整理出版还体现出系统性。继“二十四史”标点本出版后，陆续出版一套“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与之相配合。就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来说，到1980年代中期差不多完成了全部配套出版计划。这样，古代史书三种最重要的体裁都有了经过整理的新版古籍供治史者利用。
此外，“会要体”、“典制体”等较为重要的体裁的史书，也陆续出版。至于门类繁复、数量众多的历史笔记也累计出版了几十种，为唐、宋、元、明、清的史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④其次，出版古籍的机构不断增加。以前的古籍出版工作多为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承担。1980年代以来，一些省市的出版社也加入进来，古籍出版的力量日益壮大。
像山东的齐鲁书社、湖南的岳麓书社、四川的巴蜀书社、安徽的黄山书社、陕西的三秦出版社、辽宁的辽沈书社等地方性出版社，都是古籍专业出版社。①最后，古籍整理研究的机构进一步扩充，专业人才不断增加。以往的古籍整理，基本上处于一种散兵游勇状态，没有固定的组织。进入80年代后，高校系统内成立了20多个古籍所。这些古籍所初步形成了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汇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古籍所还是人才培养的基地。
大量中青年专业人才逐渐成长起来，缓解了以往青黄不接的局面，确保古籍整理后继有人。②人才培养成为高校古籍工作的重点内容。
1949—1988年间，出版古籍4511种，其中历史文献1338种，占1/3以上。古籍整理基本上是一种资料工作，校勘考据是其基本方法，可归于史料派的治学路数。所以，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出版，实际上加强了史料学派的力量。此外，由于古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从客观上说，古籍的流通，为1990年代所谓的“国学复兴”创造了条件。
1990年代的国学复兴，使史料派的地位迅速攀升，并终于从史观派的长期笼罩下解放出来。
传统的国学研究是典型的实证研究，排斥理论与概括。清代的乾嘉学派就基本上依靠归纳，排斥抽象推理，他们只注重事实的还原、不想在弄清事实后去进行价值的判断和体验式的理解与分析。国学的复兴、史料派的得势，使整个史学界的风气为之一变。1990年代史学界的基本特点是，回避对重大历史现象和大规模社会变动的研究与讨论。这一新取向在1990年代涌现的《国学研究》、《学术集林》、《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原道》、《原学》等书刊中有明显的体现，以至于有人认为，“到90年代，乾嘉传统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③这种说法虽有夸大之处，但也表达出当代学人的切身感受。90年代的中国的确进入了一个“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时代。在这种语境下，史观派与史料派的易位当是不可避免的。
1990年代，陈寅恪、王国维等“国学大师”开始取代郭沫若、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成为新的学术偶像，其中陈寅恪尤具典型意义。自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一股“陈寅恪热”席卷而来，学界连续编辑出版了5种陈寅恪学术纪念文集，至于《史家陈寅恪评传》、《解读陈寅恪》、《陈寅恪的最后20年》等传记和传记资料，一时间充斥书店，这是包括章太炎、王国维在内的任何国学大师享受不到的殊荣与推崇。陈氏甚至已经取代了王国维，被许为“新史学”的开山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中心人物。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可能标志着学界从重思想到重学术、从重义理到重考据这一重要变迁进程的完成。既然陈氏已成为一种学术符号，那么，高度推崇陈寅恪，就不单单是对一个已逝先人的纪念，只能是对“回到纯学术”这种为学倾向的委婉表达，更可能是对一种学术传统的缅怀。总之，“陈寅恪热”折射出1990年代学术气候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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