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
|
时间:2009-7-24 13:58:04 来源:不详
|
|
|
证,又有宏观的概括。《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被认为“是一部内容丰富具体化了的计量经济学,又是一部大型的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工程的巨著”。该书的导论,是对中国相关经济史现象的出色的理论分析,显示了深厚的思辨色彩。梁氏反对“就事论事”,主张“小题大做”:要在“一滴水中见太阳”;既认为正确的概括一定要建立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又认为细密的专题研究不能代替综合的概括。①这一时期的另一名家是杨宽,他的《古史新探》、《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和《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等,均视野宏阔,细密扎实。此外,年轻的景、罗伦根据田野调查所写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在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上述史家的作品,大都有概念有理论,较少当时流行的教条和八股气味,有考证有材料,但绝不局限于材料。把这两方面结合最好的史学家是唐长孺,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其《续编》、《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等论著,秉承当年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兼采唯物史观派的许多思想和术语,同时又不避烦琐考证之讥,会通的风格一望而知。 “文革”结束后,会通派迎来了大发展的最好时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受到深入清算,史观派史家在抛弃空疏的学风后正向史料进军;史料派受到近30年的熏陶,已自觉不自觉地完成了理论思维的初步训练;西方史学观念也开始影响中国史学的走向,特别是西方的社会史、经济史作品,更在强力诱导着中国史家效法。②历史研究不能没有理论和范式的导引,尤不能缺乏材料考证的基础,已成这时学界的共识。近20年来最富价值的学术成就可以说大都是在会通的基础上完成的。社会史研究领域里的累累硕果,可作为典型一例。③社会史的专题研究尤具代表性:如葛剑雄等对中国人口史及移民史的研究,冯尔康、常建华等对宗族社会、清代社会生活的研究,刘泽华对传统社会“士”的研究,彭卫、宋德金等对婚姻史的研究,朱凤瀚、谢维扬对商周家族形态的研究,马新、齐涛对汉唐乡村社会的研究,唐力行等对徽商的研究,马敏等对晚清“绅商”和“商会”的研究,陈支平、郑振满等对福建家族势力的研究,陈春声、刘志伟等对华南民间信仰的研究,蔡少卿等对近代帮会和秘密社会的研究,李文海对近代灾害的研究,乔志强、赵世瑜等对近代华北乡村社会的研究,胡新生对先秦巫术的研究,高世瑜对唐代妇女的研究等,都是引人注目的成果;《中国社会史论》一书较为全面地汇集了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成果。①这些成果都既非传统的史料派所能范围,亦非原有的史观派所能涵盖,它们都是跨学科、跨学派的产物。最近杨念群倡导的“新社会史”研究及其所提供的范本,②已把社会史研究带进一种更加国际化、社会科学化的新境界,展示了这一领域的诱人前景。 应该承认,会通宏观与微观、学术与时代、理论与材料、中国与西方、历史学与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这一理想的治学特征在1949年后特别是最近20年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上体现得最为集中、最为充分。其中,傅衣凌、吴承明和李伯重堪称这一研究中三个前后相继的代表人物。 傅衣凌(1911—1988)早年即受过社会史论战的熏陶,这场论战所提出的“问题”,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历程。③正由于此,他自然地成为《食货》的作者,特别是他坚持运用《食货》所力倡的“地志学的方法”:“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④从而开辟出一条“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结合起来”的治史之路。1944年出版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就是这条治史之路上的最初成果。此书以偶然发现的一大箱、数百张明清以迄民国时代各种土地文书及租佃契约为基本依据,“提出一些过去尚未为人论及的看法,并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地区研究开拓一个新的领域”。⑤该书虽然因为战争环境而在国内流传不广,“但很快被介绍到日本,成为战后日本史学界重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而后又由日本史学者的媒介,传播到美国,成为美国五六十年代新汉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⑥特别是他在该书中所倡导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的选题设计,现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治史模式。1949年后,他又出版了《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场经济试探》(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982年)、《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年)等名作。傅衣凌在《食货》、《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和“史学研究会”之后,对社会经济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最终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