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
|
时间:2009-7-24 13:58:04 来源:不详
|
|
|
总之,上述几项重大的史料整理工作,是新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与史观派密切合作,是这时史料派开展学术活动的重要特点。这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 其一,在合作中,史料派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显示出自身的学术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在马列主义的影响下,史料派学人或多或少会产生一种在新旧之间的无所适从感,出现对自己以往学术的认识危机。这些史料整理工作的开展,为他们提供了用武之地,使他们逐渐克服危机,找回了自己的位置。同时,史料派的学术,本来在被“打倒”之列,通过参与史观派领衔的项目,也得以存活下来而绵延不绝。其二,由于两派的沟通加强,史观派还受到史料派一定的影响。两派的治学风格尽管差异甚大或者说截然不同,但合作就必须互相妥协,双方开始彼此影响。史料派的一些学术理念,部分地为史观派学人接受。 时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历史学尽管未发生根本性转换,但的确出现了一种新局面。在这一时期,史料学派的路向再度浮现,最显著的表现是“回到乾嘉去”思潮的泛起。 “回到乾嘉去”是1980年前后史学界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①这股思潮主张退回到乾嘉时代的学术路径上去,把目光集中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其言下之意是回避理论研究。无疑,这是史料派治学旨趣的抬头,是对史观派学风的反动。由于“回到乾嘉去”是私下的议论,不是公开的旗帜,我们只能从批评指责声中寻觅其踪迹。1981年有学者明确指出:“近来听说还有极少数轻视或不太信任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又强调学习所谓‘乾嘉学者’的考据。”戴逸等人也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史料派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并对可能出现的史学思潮失衡趋向表示了担忧。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访问时,他们一致强调指出:现在有人“不愿意再依靠马列主义,而是想用西方实证烦琐考据和史料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戴逸还说:这些年有些人认为,“历史科学只凭史料说话,不需要任何理论,甚至认为,理论的指导必然会带来主观武断的弊病,反而会损害科学性”。郑昌淦指出:“最近两年,史学界有一个偏向———有人觉得马列主义理论过时了,搞历史是纯粹学术,着重考据、校勘,不搞理论研究了。”丁伟志认为,近来部分史学工作者理论兴趣相当淡薄,越来越只醉心于琐细问题的考证。在中国史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上,张友渔说:“现在一些青年史学工作者中间,存在一种轻视理论的倾向,他们认为理论不重要,只有史料才重要,有了史料就有了一切。”1982年在太原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指出:当前需要强调一下整体研究,因为“现在出现了一种倾向,即过于注重考证”。①“回到乾嘉去”思潮的出现,是史料学派再次浮出水面的表征。但对此我们也不能估计过高。因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史学总体上仍处于一种徘徊状态,“回到乾嘉去”只是极端教条化史学被废黜后的众多选择之一。与之同时的“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去”、“回到马克思去”、“走向系统论去”几股思潮同样强劲,而且它们能够以公开的姿态出现,其声势较之“回到乾嘉去”毫不逊色。 所以,“回到乾嘉去”思潮虽一度抬头,但并未将史料派从边缘推到中心。史料派要取代史观派的主流位置,还需要经过一段修复和积累的时期。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文革”中断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开始恢复,并逐渐趋于繁荣。1981年9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37号文件,为整理出版古籍提供了政策依据。12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正式恢复工作。 次年3月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8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并拨专款用作古籍出版补贴。根据中共中央“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高校”的指示精神,1983年9月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负责组织协调高校古籍整理的科研人才培养工作。这样,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就有了两套系统。短短几年内,古籍整理研究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②首先,古籍出版数量上升,系统性增强。据《古籍图书目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