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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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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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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对历史学本性的体认和感悟，他对材料地位的强调和重视，又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职业历史学家，《论历史主义》一文提供给人们的绝不是一个普通史家所能提供的智慧。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科际整合上，在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史上，吴承明的系列成果堪称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一座新的里程碑。
既汲取傅派区域社会研究之所长、又兼具吴派专精经济史之优点、还深刻介入国际史学主流之中，李伯重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史研究论作可能代表了当下社会经济史领域最富有活力的部分。⑤其中，《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和《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两书，已激起学术界的巨大反响。⑥从出道伊始，李伯重就一直把精力集中在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探索上，从未游离过，从这个角度说，他深得傅衣凌区域史研究之真谛，在“明清江南”这个特定的时空内，他已经做到了“精耕细作”。但他不是一个学术上的“农夫”，他的落脚点始终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变迁上。在江南区域社会内，他探讨最深入的是经济史，尤其是生产力经济史，而对农业生产力的研究，创获最多。李在生产力经济史研究中所体现的方法论，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开拓了一条道路”。①而与欧美史学的前沿探索同步互动，与国际同行及时对话，将西方学界最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概念和成果引进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则是李伯重最重要的特色。李伯重已经深深介入欧美中国史研究的潮流之中，甚至在以一个中国学者的特殊优势引领这种潮流。他对近代化起源的“英国模式”、“江南道路”和“江南早期工业化”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本主义萌芽”和“过密化”等理论的思考与驳议，应该说是深入的，甚至是带有颠覆性的。他的见解在海内外所引起的学术影响当前仍在持续之中。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无疑是目前中国史学研究的生力军之一。对整个中国史学界来说，这方面的具体成果可能还是次要的，其所体现的左右20世纪中国史坛的两大史学取向之间的那种合流或会通的趋势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在重材料尚考证的同时，并不轻理论卑方法，是这一趋势的最重要的特征。从事在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们恰到好处地将这两个方面均衡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尤其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者表现了高度的理论和方法自觉，正是这份自觉，让我们感到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史学已趋于成熟。
像史料学派那样，甚至比史料学派更强调和突出材料的地位和意义，是社会经济史研究者极为引人注目的特色。“没有史料，就没有发言权”是傅衣凌的名言。②吴承明认为，“史料是史学的根本”，应该“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征，论从史出”；他甚至倾向于肯定傅斯年的“史学本是史料学”的命题，认为“历史研究的惟一根据是史料”。然而由于“史料并非史实”，所以必须考证，对“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不先在史料考证上下一番功夫，没有鉴别考证史料的经验和修养，径行下笔为文，不是真正的史家。”③他因此十分推崇实证主义，将其视为治史之本、“史学的第一原则”④。在他看来，实证主义根本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
突出理论、重视理论是社会经济史学者的另一典型特征。无论是傅衣凌、吴承明，抑或是李伯重等，均十分重视理论，且不同程度地受惠于“理论”，如“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之于傅衣凌、“计量经济学理论”之于吴承明、“早期工业化理论”之于李伯重等。正如后者所说：“方法论在史学研究中应当占有与历史资料同等重要的地位”；理论是断不可少的，“不应当号召学者退回到纯粹的考证工作上去”。⑤且他们一致主张应援用多种理论，因此强调“史无定法”。
“史无定法”这一治学箴言的提出⑥，是中国现代史学走向成熟的直接证明。“史观派”长期以来一直认定“唯物史观”是惟一科学的历史观，这就排除了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引入历史研究的可能性：“史料派”则坚决认定“史学只是史料学”，实证是惟一科学的方法，这从根本上排除了任何社会科学理论进入历史学的可能性。“史无定法”论一出，上述两极端应该俱消失于无形。吴承明认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史料学和考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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