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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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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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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这一领域的“范式”构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学统清晰、特色鲜明的学派。这一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范式”是：在研究方法上，把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经济史的角度剖析社会，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把个案追索与对宏观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大势的把握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善于透过片断的史料显示历史的归趋，又能从历史的趋向中看出具体史料的意义”；特别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弃置不顾的史料，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账籍、碑刻等）证史，尤重田野调查，以今证古；强调借助史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社会学的理论与概念；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细部研究、特定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等等。①从上述特征上看，笔者同意下面这一判断：“傅衣凌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②换句话说，傅氏的研究已深预国际史坛的主潮之流，有人甚至认为：“他在日、美汉学界[已]被尊为一代大师；”③“在海外，治中国明清经济史的学者往往把他的著作当作案头必备之书”。④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学界承认在中国已出现一个“傅衣凌学派”：“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⑤尽管我们无法一一确指该学派的所有成员及其与傅衣凌学术路向的关系，但杨国桢、李伯重、陈支平、陈春声、郑振满等人的学术成就明显发源于傅衣凌，则是学界公认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傅衣凌学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现在正从社会学取向向人类学取向调头，换句话说，这一学派现在有可能正从社会经济史蜕变为社会文化史，从社会经济史学派蜕变为历史人类学派。而这一点则又与法国年鉴学派的最新动向步调一致。这从一个侧面可能也反映了这一学派的国际化程度。
当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傅衣凌学派”正向社会史、文化史转弯的时候，以吴承明为核心的学者圈子却正向经济学等最新社会科学进展靠拢。假如说傅派学者更重新材料的话，吴派学者在重视新材料的同时则更重新理论与新方法。
与傅派渊源于《食货》不同，吴派从学源上讲，可能与当年的“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组”及活跃在它背后的“史学研究会”经济史研究取向有某种传承关系。这批学者在方法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格外注意对可计量资料的收集处理和统计手段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充分运用。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和《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年）》两部经济史巨著的作者梁方仲（1908—1970）和汤象龙（1909—1998）都出自这一学术共同体绝非偶然。⑥而吴承明在现阶段可以说是中国计量史学的杰出代表。⑦从这一点上说，他是梁汤史学的忠实传人。但与梁汤不同的是，他基本上走的也是社会经济史之路，因为他与傅衣凌尽管学源不同，但都在倾力思考同一个问题：中国的近代化转型肇始于何时？这一近代化进程为何如此迂缓如此曲折？再进一步地说，他们都在一段时间内探讨过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⑧傅当然是这一问题讨论中的一派的代表，吴则是这一问题“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系列著作中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卷，集中展示了吴在此一问题上的系统和高深见解。然而这还不是他最主要的东西。
吴承明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示范性长远性的贡献在于以下两端：首先他撇开了纠缠不休的“萌芽”问题，从“市场”问题入手，开辟了一条更为宽广更为切实的研究中国向近代转型问题的新路径。1980年代初，当主流学界还在重生产轻流通的圈子里打转的时候，吴氏已经着手研究市场即流通问题了。②从1983年起，他发表了论明代、清代、近代市场的系列论文。③而且他的市场研究是以中国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为基点的，认为中国传统社会自身蕴藏着众多向近代化转型的能动的积极的因子，是他一系列相关研究的基本预设。他的市场研究则是对这一预设的实证考察。比这一点更重要、影响也更长久的，是吴氏对社会经济史方法论的探索。他在这方面刊发了一系列专门论作，④这些论作反映了他多方面的高深的理论素养。通过这些论作，可以说吴氏已构建起一个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方法系统，指示了一条跨学科研究经济史的康庄大道。其中，吴氏的经济学理论训练之纯正有口皆碑。他的经济史研究之所以有如此多的重要发现和创见，可能主要得力于此。如果说傅衣凌的研究更带有社会学色彩的话，那么吴氏的研究更富于经济学色彩。而吴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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