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
 |
时间：2009-7-24 13:58:04 来源：不详
|
|
|
击，这是以往历次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运动的总汇，其后果是史料考订派作为一个潜在的整体已经不复存在。这显然是五四以后史料派与史观派长期对抗的自然延续，这两大史学流派的漫长对抗只有到这时才能宣布以史观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这场“史学革命”虽然是短命的，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它埋伏下此后史学界所有冲突的根。1959年开春伊始，史观派的内部分裂即已呈现：一方面，一些人继续沿着“史学革命”的道路往前走，直到与“文革”前夕掀起的更大规模的“史学革命”合流；另一方面，许多人则开始觉醒，企图制止这场“革命”的进行。②史观派的内部冲突由此而起。这一冲突可以看作是史观派内部稳健派与激进派的冲突，也可以看作是历史主义派与阶级观点派的冲突。
冲突的一方代表人物是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及吴晗和黎澍，这些人在和史料派的冲突中是站在第一线的，现在，他们则面临正在崛起的一批更激进的青年学者的压力与挑战。而且这批激进青年学者与他们信守着同样的理论假定和治学取向，坚持着同样的政治原则和基本立场，但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对这批激进青年持一种比较严厉的态度。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之所以在批完史料派后又转身针对同一阵营的激进青年或自己的激进追随者，很可能是因为这批青年学生和青年学者在批判“史料学派”或“资产阶级史学”时，已经从深处动摇了历史学本身存在的根基，郭、范、翦对这些青年人的批评，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在捍卫历史学之所以是历史学的那些东西、那些准则。从本质上说，“文革”前史观派的内部冲突，也可以看作流行的“政治”与“科学”的冲突。
从1959年初开始至1966年“文革”爆发为止，史观派的内部冲突主要是围绕着下述问题进行的：1.在“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所有的史观派学人一致认定，历史不能脱离现实、学术不能独立于政治；但稳健派认为，二者之间毕竟有一条可以分辨也必须加以分辨的线，而激进派当时的做法和言论则将导致学术的完全意识形态化，从而取消了学术自身，郭、范、翦诸人对此深为忧虑。2.在“理论与材料”关系问题上，所有的史观派学人也一致认定，理论处于更根本的地位上；但稳健派认为应大体平衡“理论与材料”之间的关系，“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的口号由此提出，而激进派则主张应“以论带史”，郭、范、翦认为，这样做会败坏学风，所以反对起来便不遗余力。3.在“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问题上，认为历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是当时的共识，但稳健派认为应将“阶级观点”放在“历史主义”的框架内加以约束；而激进派则断言，用不着“历史主义”出来“补偏救弊”。郭、范、翦特别是范、翦感到，这会摧毁历史学的基础即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或“科学性”，所以他们站出来维护“历史主义”。4.在如何估计“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封建历史创造中的相对地位问题上，激进派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根源在于地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只有农民起义和阶级斗争才是这个社会前进的基本推动力量；稳健派认为，地主阶级及其代表帝王将相是有贡献的，农民阶级及其起义是有局限的，论战于是不可避免。
“曹操问题论战”、“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论战”、“农民政权性质问题论战”、“史（材料）论（理论）关系问题论战”、“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问题论战”、“民族关系问题论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论战”、“李秀成评价问题论战”、“清官问题论战”、“让步政策与反攻倒算问题论战”等一系列或齐头并进或前后相继的史学论战，构成了从1959年至“文革”发生这一时期史学界的基本内容。今天看来，这些论战究竟有多少建设性仍可以讨论，但至少可以说这些论战的意识形态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而且，上述“问题”之所以成立，也大都基于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这样说，绝不意味着上述论战的双方从根本上没有是非可言，而只是强调，即使是与学术立场最接近的一方，也是在当时意识形态话语脉络中发言的。而且，当时有些论战简直可以说就是政治理论论战，遂自然演化为比较重大的意识形态事件。
&n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