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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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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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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而求真理”的为学理念。2.在理论与材料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强调理论的先决地位，尤其将史观置于治学的初始环节上，甚至认为“没有理论，材料等于废物”，考订派则强调“拿证据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③3.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一直致力于研究社会的大变动、历史的大关节和时代的大转折，而这些大变动、大关节和大转折的叠合，则是社会形态的更替，而在考订派那里，一个字的古义的辨识与天文学上发现一颗恒星有同等价值，他们主张小题大做，选题越小越好、越冷偏越好，走向极端者则沉醉于对历史的细枝末节的追逐之中而不能自拔。4.在普及与专精、著史与考史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注重通史的写作与著述，特别关心历史读物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走的基本上是一种“史纂”的路子；考订派走的则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史考”的路子。在旧中国，特别是在20世纪20—30年代，考订派处在主流地位上，因此其所倡导的学风、路数、旨趣也就成为主流学风、主流路数，而史观派的学风、路数和述作则备受轻蔑。1949年后的中国，不只社会天翻地覆，学术界也同样乾坤倒转：史观派从边缘走向中心，由异端变为正统，考订派连同其路数则被放逐到史学界边缘，近50年的中国历史学、特别是50年代前期的历史学就是在这一大势下展开的。
从这一视角来观察前40年的中国历史学，我们可以把这40年大体划为三个小段落：从1949年至1958年，从1959年至1978年，从1979年至1989年。如果说从1949年至1958年的史学走向是史观派与史料派漫长冲突的余波的话，那么，从1959年至1989年则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史观派内部的分裂及其冲突的时期。这一冲突在1979年以前纯是史观派的内部冲突，而从1979年至1989年，当史观派的内部冲突仍在剧烈进行的同时，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冲突在潜伏了近20年之后又重新启动。这预示了20世纪最后10年的情景。
考订派从突然失势到逐步退出中心，史观派从一下子夺取了话语权力到最后完全控制整个史坛，是1949年至1958年近10年间史学界的总体图景。1949年，史界有影响的人物，除胡适、傅斯年和钱穆等人外，其余包括著名的“史界二陈”和顾颉刚等人及几乎全部少壮派则选择留在大陆。可以说，一个主体部分基本完好的史料学派仍屹立在1949年后的大陆史学界，虽然它在巨大压力下正处于急剧分化与解体之中。这个学派在应对这个对他们来说崭新的时代方面，表现出三种类型的姿态：幡然醒悟型、遗世独立型、艰难改造型。其中，以顾颉刚为代表的“艰难改造型”，反映了大多数考订派复杂而矛盾的倾向：想积极适应这个对他们来说很陌生的社会，但又处处感到格格不入；想和过去诀别以取得基本的信任，但又积重难返，步履维艰；想努力学习新东西接受改造，但又难以一下子丢掉他们看得很重的所谓“操守”。相当长时间内顾颉刚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得不到充分的信任和尊重，可以看作是史料派整体的被冷落，他所感受到的轻蔑也绝不是他个人独特的际遇。但总的说来，史料派在50年代前期的生存境况与后来相比还是比较平静的。
不过，新的社会并没有耐着性子消极坐等这批唯物史观阵营之外学者的转变。新中国的成立当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当然意味着唯物史观派学者在史学领域里的胜利。
这对考订派成员来说本已构成生死存亡般的压力，紧接而来的一系列运动和措施，则使这一学派迅速走向瓦解：“思想改造运动”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实证主义”，接受“马列主义”；而与此一运动几乎同时的院系调整，使得史料考订派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唯物史观派管辖这一事实”。①此后的胡适批判，是胜利了的唯物史观派对步步退让的考订派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出击。“胡适派”从此声名狼藉，甚至成为“反动”的代名词；顺理成章的是毛泽东史学思想权威地位的确立。而毛泽东的历史观念和由此产生的对史家的期待，又无一不与考据史家的治史路数针锋相对。随着毛泽东史学思想对史界全局的规范，史料考订派的存在显得尤不合时宜。
1958年的“史学革命”，可以看作是对考订派的最后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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