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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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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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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料地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于8月1日写信给这些“红卫兵”，在信中用了4个“热烈的支持”这样难得的表态。此信还被作为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在当天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毛的这一政治姿态实质上是在向全党全国宣布，对“红卫兵”组织及其行动只能支持不能打击。毛泽东运用个人崇拜营造起来的无上权威把“红卫兵”从“潘朵拉之瓶”中请了出来，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声称，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样的说法使许多“红卫兵”更加头脑发热，以为天下“唯我正确”，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此后，“红卫兵”组织立刻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的学校中大量涌现，“红卫兵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100多万群众和“红卫兵”代表，北京市一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中共高干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把一个标有“红卫兵”字样的袖章戴到毛泽东的手臂上，毛泽东欣然接受并对宋加以鼓励。毛泽东的这一表示通过报纸和广播立即传遍全国。《人民日报》宣称：“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谁要反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违背了党中央的决定。”“‘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将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永葆革命的青春。‘红卫兵’的革命行为，是任何顽固的旧势力也阻挡不了的洪流。‘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1]
“红卫兵”们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支持鼓励下，政治狂热进一步上升。北京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们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充当毛泽东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活动。同时，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们制造了“红色八月恐怖”，组织了一系列抄家、揪斗“黑五类”、揪斗教师等活动，一些“红卫兵”不仅虐待殴打被揪斗对象，甚至无端打人致死。
9月5日中共中央为了组织全国各地的学生和“红卫兵”到北京交流学习“文革”经验，下达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和运输部门免费组织上千万人到北京。毛泽东从9月开始先后7次接见了上千万外地学生和“红卫兵”，给他们以巨大的精神鼓励。这样，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们走出校门，迈向社会，掀起了风起云涌的“红卫兵”“造反”运动。
1966年底至1967年初，毛泽东通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全国范围内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各地“夺权”活动的早期阶段，工人“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并肩战斗”。当他们从“走资派”手中“夺权”之后，“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之间争夺地位的利益冲突就全面展开。在毛泽东“斗争哲学”的影响下，“红卫兵”们本来就习惯于把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和组织统统置于对立面，这种做法受到官方文件的鼓励[2]，再加上毛泽东直接指挥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运用没有具体标准和政策依据的政治“帽子”，按照毛及“中央文革”的需要，支持一部分群众组织，打击压制另一部分群众组织，并且让地方驻军介入支持某些群众组织，结果造成了各地群众组织之间严重的分裂和对立，“红卫兵”组织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分裂对立之中。随着各地“造反派”因为“夺权”当中的分歧而对立、分裂，“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系”冲突愈演愈烈，甚至发展成武装冲突。不同“红卫兵”组织之间也出现了尖锐的摩擦冲突。
自从“红卫兵”组织逐渐发生分裂或变成“派性”组织，就有一些“红卫兵”成员开始反思。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摩擦冲突的发展，他们逐渐了解到这场运动的残酷性和盲目性之后，日益清醒过来，对“文革”产生怀疑，不少人因此受到打击和迫害。
总体上来看，“红卫兵运动”自兴起之时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工具，青年学生之所以戴上“红卫兵”的“桂冠”后就所向披靡，其权威和力量并非来自青年人自身，而是源自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史无前例的顶峰状态下，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把毛个人的无上权威转化成了无数“红卫兵”个人行动的权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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