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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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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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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特殊的阶段，随着生理上的发育，青少年的自我意识趋于成熟，希望独立地探索人生和社会，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渴望，也充满了理想和激情。他们一旦形成了某种想法和意念，就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可是他们单纯，社会经验少，需要而且崇拜偶像，却未必能对社会现实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太容易被人利用而茫然不知。可惜，当时的学校教育所施加的影响恰恰把他们推往政治上激进冒险的方向，而家庭教育又被“泛政治化”的社会气氛压缩得无法起到必要的矫正作用。
三、“红卫兵”的派别分类、行为特征及异端思潮
以上的讨论为了大致说明“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消亡，基本上是用“红卫兵”这个词称谓所有的“红卫兵”组织。曾先后投入“红卫兵运动”的青年大约在1,000万至2,000万之间，其中不仅有所谓的“老三届”（指本应在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中和高中学生），也包括所谓的“老五届”（其范围大于“老三届”，还包括应在1969、1070年毕业的初中生）。不同年龄层的学生因经历和“文革”前所受教育的多少不同，价值观有差别，在“文革”中的表现也有很大差异[10]。
在“红卫兵”当中始终因参与程度的不同存在着领导者型、主力骨干型和一般群众型（也可称为依附者型）等不同角色。而如果从“红卫兵”本人的思想认识层次来划分，则可以发现附从型和独立型两种类型。其实，“红卫兵”在“文革”中从来就不是一个行动统一、观念一致的群体，“红卫兵”们从一开始就分成许多派别，代表了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青少年，也有颇为不同的立场和观念。在“文革”的各个阶段，不同派别的“红卫兵”组织此起彼落，你兴我衰，构成了一幅复杂的图景。一些学者就此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徐友渔将“红卫兵”的发展概括为：“1966年8、9月间，搞血统论的老红卫兵一枝独秀、风光万分不可一世；而从10月起，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把他们的支持和恩宠转移到造反派红卫兵身上，到年底，保守的老红卫兵或者彻底瓦解，或者被打得七零八落，稍后，造反派红卫兵内部分裂为具有激进和温和倾向的派别；1967年的‘一月造反’一度使造反派失势，保守派死灰复燃，但随着‘反击二月逆流’，造反派在5月前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7月开始，内部两派开始大武斗；在中央的干预下，各地造反派在1968年陆续放下武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从这年8月起，随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红卫兵逐渐退下政治舞台[11]。”他按照“红卫兵运动”的过程把“红卫兵”分成“保守的老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以及“激进造反派红卫兵”。
针对社会上对“红卫兵”的不少误解，陈益南认为，不能将“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的举动与整肃、批斗、迫害老师及其他人的暴行，都归罪于整个“红卫兵”队伍；也不应该将“红卫兵”全都视为“造反派”，以为“红卫兵”等同于“造反派”。他指出，“文革”中的“红卫兵”，其产生、发展、蓬勃直到消亡的过程中并不始终是同一批人、同一种观念与身份；在“文革”的不同阶段，“红卫兵”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他的看法是，在“文革”中“红卫兵运动”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老红卫兵时期（1966年底到1967年元月之前退出历史舞台）”、“造反派红卫兵时期”、“反军与拥军两派红卫兵时期（1967年“二月逆流”以来造反派红卫兵发生分裂，分裂为所谓的“拥军派”与“反军派”）”、“红卫兵下乡退出文革时期”[12]。陈益南也是从“红卫兵运动”的过程来划分的，只不过他的划分与徐友渔有所不同。
史晓平和史晓久则从政治倾向上对“红卫兵运动”过程分期解析。他们认为，“红卫兵”在“文革”时期大约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即“红卫兵”初期（1966年6月到9月）、“红卫兵”泛期（1966年9月到12月）、“造反派”时期（1966年冬到1968年夏）[13]。他们对1966年“红卫兵”活动的划分与徐友渔的观点相似，只不过不如徐友渔划分得那样详细。范明强则从政治思潮的角度来分析红卫兵。他认为，“红卫兵”在其运动过程中经历了诸如个人崇拜、无政府主义、“血统论”与反“血统论”、派性论争、觉醒与反思这一系列阶段[14]。而印红标则专门从“红卫兵”的流派这一角度来分析“红卫兵运动”。他指出，在“红卫兵运动”的派别分析中，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主要流派有4个：“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和“极左派”。他对各个流派的特点和彼此之间的区别作了一番论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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