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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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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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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22]。”同时，当时愚昧的反现代性和“阶级斗争”政治教育也造就了一大批既盲目仇视现代进步、又行事残忍的青少年。在他们的“革命造反”活动中，代表历史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古董、艺术品、音乐、服装、书籍等，统统被销毁破坏，在“红卫兵”眼里，这些都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产物”，都应当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样的反文明行为当时居然得到了官方的赞扬，《人民日报》曾用完全正面的语调报导“红卫兵”打砸抢的情景[23]。当时“红卫兵”的残忍性还表现在语言和行动上，特别是一些中学“红卫兵”刻意制造出“红色恐怖”，百般羞辱批斗对象，如剃掉其半边头发（号称“阴阳头”），往其身上吐口水，逼其在碎玻璃上爬行，还对被批斗者施以非人的酷刑，直到把人折磨死。不仅北京市不少中学的“红卫兵”犯下这样的罪恶，其他城市的中学生也有这样的作为。有的“红卫兵”曾经强迫北京幼儿师范的一位音乐教员在“牛棚”中写出一首自我羞辱的“牛鬼蛇神嚎歌”，然后每天清晨强行让被批斗的“牛鬼蛇神”列队唱这首歌，同时“红卫兵”们对这些“牛鬼蛇神”不断辱骂、呵斥，还用皮带抽打。
“红卫兵运动”中也出现过一些异端(独立)思潮。王绍光写过《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书，列举了10大思潮：“血统论”、“出身论”、“怀疑一切：从怀疑反革命到怀疑最革命”、“四·三思潮：政治平等论争的变异”、“五·一六思潮：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湖南省无联：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憧憬”、“武汉北、决、扬：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的深化”、“清华四·一四思潮”、“上海新思潮：在炮打张春桥的背后”、“李一哲：迈向民主最沉实的一步”。
四、“红卫兵”研究及其展望
“红卫兵”运动作为6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场规模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它不仅是决定当时政治社会演变的重要力量，也为今天中国的发展留下了许多不可忽略的影响。当年的“红卫兵”既是历史的参与者，自己也深受这场运动之害，许多人荒废了青春和学业，甚至丢弃了生命。更为严重的是，有不少“红卫兵”背上了沉重的心债，十分忌讳谈起那一段往事，尤其是不愿面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因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这段历史保持沉默，只有极少数人如徐友渔、咏康、梁晓声、安文江、肖文等站出来发表相关文字。尤其是那些当年叱咤风云或曾在揪斗“黑五类”时打死过人的“红卫兵”，则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回忆录。现有的“红卫兵”回忆录多半是“老红卫兵”或追随者的，而且在他们的文章中我总是觉得他们似乎隐藏了一些事。如今在各行各业有影响的人物中，很多人都是“红卫兵”和“知青”出身。究竟当年的“红卫兵”经历对他们后来的成长和成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作为一代人，他们当年的足迹对今天中国的发展又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总的来讲，1992年以来对“红卫兵运动”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尽管出版了很多研究“红卫兵”的书著，但以回忆录性质加上文学色彩的居多，如徐友渔编的《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等，而深入调查、做理论分析和综合处理的文章比较少，1992年以来发表的不到60篇。参与“红卫兵运动”研究的以早期“红卫兵”居多，他们一般或因反对“文革”而后来得到平反，或在“文革”中转而成为“逍遥派”人物；而曾在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造反派红卫兵”出身的研究者却为数寥寥。在“红卫兵运动”的研究中，以年龄群体或活动群体为对象的研究尚不多见，对某一群体“文革”后期直至现在的生活、思想状况等方面的追踪调查研究就更是凤毛鳞角。对“文革”中的“异端”思想和“反思”思潮也应该有进一步的挖掘。
“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是现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应当继续深入下去。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让每一个爱国和担忧中国命运的青年都了解这段历史，立足现实，“以史为鉴”。
【注释】
[1] 《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
[2]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革”的《十六条》就把群众划分为“左派”、“中间派”和“右派”。
[3] 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青年研究》，1997年第4期。
[4] 范明强、魏纹，“对红卫兵运动性质的几点认识”，《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6期。
[5] 徐友渔，“‘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行为动因的调查和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夏季号。
[6] 见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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