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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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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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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编印发行的小报却满天飞。广播电台只播送政治宣传材料和“革命歌曲”。在这种高度封闭的文化环境里，报刊广播以结构单一、内容单调的政治符号高频率地反复冲击着人们的头脑，同时充斥着“阶级斗争”的社会控制系统又阻止了信息在民间的自由传播，人们只能接受被灌输的信息，结果导致中国人、特别是正处在社会化过程中的青年一代的蒙昧无知。那时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没有自己的思考和主体人格，人云亦云，缺乏对社会的独立看法，对官方灌输的一切说教又深信不疑，即便极少数人有探索精神，也苦于找不到多少可以启蒙的资料，何况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不允许人们保留独立于当局的想法。在接受了大量的毛泽东思想和革命理想、革命传统教育之后，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激情必然会引诱他们把心中的所想变为现实，这是“红卫兵”产生的主要原因。
2. 畸型的政治氛围──“红卫兵”诞生的政治前提
当时中国在封闭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实行了近20年的政治高压，这导致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畸型的政治氛围。“文革”前多次搞政治运动，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1963年开始的农村“四清”运动，几乎接连不断。其中单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把55万人打成“右派”，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纷至沓来的政治运动不但打击了所有敢于独立思考、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而且毒化了整个社会，完全颠倒了是非标准。如果说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使下层民众变得蒙昧无知的话，那么毛时代的政治高压则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发表不同于官方声音的言论。公共生活的“泛政治化”进一步导致个人行为的“泛政治化”和犬儒主义盛行。许多人变得在政治上对“领导”无条件地盲从，争相向“领导”显示自己“表现积极”；与此同时，以“靠拢组织”的名义打击同事、同学，向“组织上”告密出卖同事、同学乃至亲属以换取“组织上”的信任，也成为一种受到“领导”鼓励的“正当”行为。
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对“组织上”的信任又进一步演变成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和效忠。毛泽东利用从40年代以来积累的权威，在中国推动了“现代造神”运动，形成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极度个人崇拜。中国长期的封建文化传统是这种“现代造神”运动的“根”，这场“造神”运动只不过多了一层现代“泛政治化”的色彩。当时“誓死捍卫毛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之类的口号流行全国，人们不以为怪，反而认为这就是人类最进步的观念。正是在“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名义下，“红卫兵”把种种“打砸抢”行动都“正义”化了。青少年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极易形成“政治化人格”，人们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其言行举止都带有鲜明的政治性，这在当时的青少年中尤其明显。
3.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异化──“红卫兵”一代的社会化过程
在青少年成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他们主要受3方面的影响，即社会、学校和家庭。上文分析了社会政治环境对“红卫兵”一代的影响，接下来分析当时学校和家庭对他们的影响。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观念成为全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中心任务也转入“革命传统”和“阶级斗争”教育，尤其是通过设置政治课向学生灌输意识形态，“端正”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从而强化他们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认同、信任、忠诚与支持，使之成为绝对服从党的驯服工具。学校在发展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的过程中也努力培养“政治积极分子”，鼓励青少年学习“革命先辈”的“大无畏的造反精神”和“英雄主义”行为。青少年本来就非常看重同学之间的互相评价，在学校的支持保护下，学生“积极分子”行为的“泛政治化”无疑对其他同学起了“示范”作用，也构成了同伴压力。青少年原本就激进，而当时学校内的“泛政治化”气氛又进一步加速了青少年中激进倾向的蔓延。毛泽东在“文革”开始时选择“红卫兵”作先锋，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学校教育影响下的青少年具有容易冲动与无条件盲从的特质。
在60年代前半期紧张的社会政治气氛中，不少家庭的内部关系也出现了“泛政治化”倾向。“阶级感情”被放到了维系正常家庭伦理关系的血缘亲情之上，一些政治上“表现积极”的人在家庭内部也用“阶级路线”划分家庭关系，导致夫妻、父子等亲情被异化。很多青少年为了表示自己“要求进步”、“表现积极”，不再接受父母的家庭教育，甚至要与有“历史问题”的父母“划清界限”。这样的家庭气氛无法缓冲社会和学校教育“泛政治化”的影响，相反还强化了青少年的激进情绪，为后来的“红卫兵”造反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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