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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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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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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把一个人是否革命的标准，从以往强调的忠于事业、忠于人民乃至忠于党，最终变成了忠于最高领袖个人。徐友渔还分析了当时中国的自我封闭的社会氛围，认为那时人们生活在一种政治神话中，以为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受苦受难，而中国不但是个生活幸福的国家，而且也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在等待着“革命”的中国去“解放”，由此青年一代产生了狂妄自大、反理智和反文化的心理，藐视人类文明与人性。整个社会受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影响，形成一种“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的社会氛围[5]。再加上当时盛行的“阶级路线”的影响，直接导致了“文革”初期“血统论”的盛行[6]。
徐友渔认为，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造反”的动机虽不排除个人利益，但总体来说比较单纯，其中青春期激情占了很大的比重。他引用依斯瑞尔“从历史角度看红卫兵：中国青年运动的连续性和变化”中的语句：“想当红卫兵的诱惑有多种因素，因人而异：参与建设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的愿望，在受教育和就业的无情竞争中得到好处的前景，享受同志情谊，共同冒险和集团权利感，以及串联历险的机会”。其次，徐友渔认为，阶级斗争教育是诱发红卫兵运动的一大原因。在“文革”以前学生中就产生了潜在的分裂。再次，他认为人们起来“造反”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家庭出身，而是因为毛泽东的号召。其四，“文革”发动者使用了策略手段。其五，基于当时体制下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
范明强在“‘红卫兵’政治思潮的成因及其特点”中分析了“红卫兵”思潮形成的原因。他认为，“红卫兵”思潮之形成有其历史条件、思想条件、组织条件。历史条件是指政治社会化；思想条件是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如“反修防修”、“大民主”与“治乱观”等，同时还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封闭性；组织条件是指“红卫兵”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组织。高皋和严家其认为：“对毛泽东的个人神化，成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特殊作用的红卫兵组织诞生的政治前提。[7]”徐友渔在自己的一本书中曾列举了大量西方学者的观点[8]。唐少杰还归纳出“红卫兵”的8大情结：“造反”情结、准救世主情结、革命实用情结、泛敌意识、迷信领袖、暴力崇尚、血统出身、英雄主义情结[9]。
笔者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三个角度分析，认为“红卫兵运动”是在60年代中国社会高度政治化、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和封闭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青年学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与社会交互作用的必然产物。
1. 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红卫兵”诞生的历史大环境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是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区域内，那他就不可能知道在他这个小世界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大世界，在他的观念中只存在关于这个小小世界的认识。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选择了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除了与苏联东欧集团国家的交往外，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没有外交往来，陷于孤立状态。同时在国内大搞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要求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思想。从此，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除了官方意识形态灌输以外，接触不到外部世界的信息，也基本上不了解国际社会的真实变化。从1962年开始，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中国又切断了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文化交流，原来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改成单一的毛泽东思想教条的灌输。人性、母爱、温情等被说成是腐蚀革命的毒药，人道主义被批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到了1966年，毛泽东语录铺天盖地般出现在人们的视听中，全国各大中小报纸、广播电台言必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语录被印成“红宝书”，上至副统帅林彪、总理周恩来，下至小学生，都“手不离语录”、“口不离语录”，对待毛泽东语录的态度被看成检验人们是否忠于革命、忠于领袖的试金石。
1966年“文革”高潮时期，书店里只剩下毛主席著作、林副主席著作和鲁迅的书。在民众自发的互相监视下，很少有人敢交换传看被称为“封资修”的国内外经典作品。从该年秋天开始，正常出版的只有中央、省级和一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与此同时，各种“群众组织”自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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