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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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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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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在分析上述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红卫兵”从政治倾向上可以分为“老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激进派红卫兵”（“极左派红卫兵”）。在此有必要解释，“老红卫兵”的活动时间是从1966年5月其诞生之日到1966年底，此后未再发挥作用；而“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则兴起于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并一直持续到1968年夏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之时；“造反派红卫兵”彼此之间又相互标榜自己是“左派”，把对方叫做“保守派”，其中也出现了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而“极左派红卫兵”（“激进派红卫兵”，不同于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则出现于1967年至1968年间。
关于“老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极左派红卫兵”之间的异同，我基本同意印红标的观点[16]，在此只稍作补充。不少学者把“极左派红卫兵”和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混为一谈，例如徐友渔就把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理解成是“激进造反派”的杰作，实际上杨属于“极左派红卫兵”。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和“极左派红卫兵”两者的相同之处是，斗争的锋芒都对准党内的“当权派”，这也是他们与“老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不同之处。其差异主要是，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虽然要彻底打倒“当权派”，但在意识形态上仍然追随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观点；而“极左派红卫兵”则在思想观念上极端左倾，侧重于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批判，是“形左实右”，实质上是否定整个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也因此遭到政府的镇压。“极左派红卫兵”虽然也是“造”社会的“反”，可是与“红卫兵”早期的“造反”在性质上是很不相同的。“红卫兵”早期“造”的是“走资派”的反，初衷是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的政治制度；而“极左派红卫兵”“造”的是现存政治制度的“反”，所以周恩来曾严厉批判其代表作“中国向何处去”的主要观点，把它比作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说它“反动到了极点”。
“文革”前“阶级路线”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什么事都要用“阶级路线”来衡量。政府根据政治意义上的“出身”把人们划分为三类：好出身包括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文革”中简称“红五类”）；中等出身为职员、自由职业者（如教师、医生、工程技术人员）、中农；坏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文革”中简称“黑五类”）。年轻人的前途基本上与他们的出身相对应，在诸如入团、入党、提干、参军、升学、就业等人生的重大关口，首先要通过“政治审查”，而“政审”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察看家庭“出身”，按照“出身”决定是否批准。
首先创立“红卫兵”组织的是出身属“红五类”、特别是出身于干部家庭的“老红卫兵”。他们当中流行的说法是：“老子英雄儿好汉，革命精神代代传，我们不但自来红，而且要现在红，将来红，永远红，红到底，闹他个全球红，都红遍”。1966年5月到9月是“老红卫兵”耀武扬威的时期，那时“血统论”在社会上广泛公开地流行。这些“老红卫兵”对党内高层的分歧和复杂局势不甚了解，成立“红卫兵”之初提出的口号是“保卫红色政权”。他们以为，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就意味着对干部子女及其干部父母的支持；这些干部子女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是要打倒大部分中高级干部。随着“文革”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老红卫兵”的父母被打倒，于是这些“老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忠诚度不断下降，而对“文革”的反感抵触却越来越大。晚于“老红卫兵”出现的“保守派红卫兵”基本上也以“红五类”出身为主，他们之所以被视为“保守”，“原因是他们维护‘文化大革命’最初一两个月的基层和地方领导。在党委或者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时候，他们是受信任器重的左派，不曾组织红卫兵……后来只是因为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他们才组织了以自己为核心的红卫兵，这既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也是为了保住学生领袖的地位[17]。”据研究者对某省一所重点中学1966年8月份发起成立的一个“保守派红卫兵”组织的调查，其总指挥均为当地党政军首脑（省军级干部）的子女，“支队”一级“中层负责人”多为当地党政军机关的部门负责人（厅局级、师级干部）之子女，而父母为县、团级以及此级别以下的干部之子女就只能成为该“红卫兵”组织的一般成员[18]。
1966年10月16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发表了批判“血统论”的讲话，强调既要重视人们的阶级成分、阶级出身，也要反对“唯成分论”。以这个讲话为转折点，“中央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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