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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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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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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和毛泽东开始重点支持“造反派红卫兵”，以便让这个“红卫兵”群体为“打倒走资派”冲锋陷阵。“造反派红卫兵”在其成员构成上虽然不再那么注重“血统”，可是其领袖却仍然是讲究“出身”背景的，还是以“红五类”子女为当然领袖。在“红五类”当中，“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具有政治优势，革命烈士有名誉优势和政治保险性，却不存在政治优势；工人、贫下中农具有数量优势，却不存在政治优势，因而在红卫兵组织中，处于核心地位掌握领导权者，基本上都来自于前两类出身的人[19]。”
从表面上看，“红卫兵”似乎在组织上极端分散，有严重的“山头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并不存在统一整合的统属关系，但各种“红卫兵”组织都服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挥。从这层意义上讲，“文革”时期山头林立的“红卫兵”时代并非“无政府”状态。根据“中央文革小组”重视程度的不同，全国各地众多的“红卫兵”组织当中形成了一些“核心”组织和“领袖”人物。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得政治风气之先，甚至能“上达天听”，因此在全国最有影响。1966年8月27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成立；9月5日，又有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这两个校际组织由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红卫兵”组成，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老干部。9月6日，另外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作为“一司”、“二司”的对立面，“三司”是由北京市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红卫兵”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1966年11月27日，北京地区又出现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三司”曾因获“中央文革”的支持而在全国红极一时，它派到全国各地策动“造反”“夺权”的“红卫兵”常被当地“造反派”称为“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文革”前期北京地区形成了一些受“中央文革”垂青的“红卫兵领袖”，例如号称5大学生“领袖”的北京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谭厚兰，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王大宾，“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韩爱晶，清华大学“井冈山战斗兵团”的头目蒯大富（人称“蒯司令”）。其他地区出现的“红卫兵领袖”有上海市“红三司”的总司令安文江、西安的李世英、长春的姚美玲、江苏的曾邦元、文风来、郑州的党延川、四川的江海云、武陵江等。
“文革”中“红卫兵”表现出极端的盲目狂热性、残忍性、反社会性和反现代性，这并不是少数个人的过失，而是当时的政治教育和社会化的必然结果。“红卫兵”大多是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其认识、情感、意志发展往往不平衡，情绪波动很大；他们反应敏锐，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但却缺乏起码的是非判断力；他们富有牺牲精神，但易于冲动。一旦他们接受了一种信仰，表现在行动中便具有狂热性。以当时的“大串联”为例，一些“红卫兵”不满足在国内各地“串连”，还想出国“串联”，为此曾经强行搭乘国际列车试图出国“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在“红卫兵”中流传过一首“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歌，其内容虽然荒谬，却充份体现出一些“红卫兵”的政治狂热：“还记得吗？我们曾饮马顿河岸，跨过乌克兰的草原，翻过乌拉尔的高峰，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20]。”
被煽动起来参与“文革”的青少年本来还处在成长期，需要正常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来帮助他们规范行为，但在“文革”时期正常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被彻底毁坏了，幼稚无知的青少年被赋予了“神圣”的“造反”使命，结果他们基于成长期反叛心理而自发产生的“革命”行为充满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社会性。这种反社会性可以从当时流行的“红卫兵”话语中看出来：“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100％的修正主义！[21]”“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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