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真宗朝寇准遭丁渭排挤被贬雷州，就沉湎于博饮。不久，丁渭亦遇贬，途经寇准住地。寇准的家丁欲报前仇，想趁机杀丁谓。为避免一场政治厮杀，寇准“乃杜门使纵博，毋得出，伺谓远行。乃罢。” [88] 似乎赌在这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功能。

另外，由于宋“祖宗之法”重在防内患，故一些士大夫为避免皇帝的猜疑，违心地沉湎于赌博，以表自己胸无大志。如《宋史》载，郭崇在真定监军，陈思诲奏言：崇有异心, “太祖遣人觇之。还言崇方对宾属坐池潭小亭饮博，城中晏然。” [89] 郭崇由此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

另外，当时仍有人对赌博抱有迷信观点，用赌搏来占卜前程，亦是赌风不衰的原因之一。《宋史·王昭远传》载：王昭远形质魁伟，一日众祀里神，昭远适至，有以博骰授之，谓曰：“汝他日倘有节钺，试掷以卜之。” [90]

结语

总之，赌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宋元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是政府严厉的禁赌措施，另一方面却是社会上日益昌盛的赌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赌博的产生有其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深远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是宋元时期政府颁布的禁赌措施不能有始有终，而皇帝带头违反甚至纵赌，以及士大夫的嗜赌，文人墨客的吟唱，均大大推动了当时的赌风。加上宋元时期特有的历史环境，以至这种病态文化得以迅猛发展。由此给我们留下许多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注释：

[1] 《苏东坡全集》下,《奏议十四·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中国书店 1994年版第573页。
[2] 《全宋词》第一册，晏殊《山亭柳·赠歌者》。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6页。
[3] （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第八册，卷101《打马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5页。
[4] 《说郛三种》第八册，卷101《谱双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59页。
[5] （宋）洪迈撰《容斋五笔》卷1，《笔记小说大观》第六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373页。
[6] （宋）孙宗鉴撰《西畲琐录》。引自朱瑞熙等编《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7] （宋）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卷7《池苑内纵人关扑游戏》。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49页。
[8] （宋）岳珂著《桯史》，卷2《隆兴按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
[9] 《香艳丛书》二集，卷4《李师师外传》30页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10] 《说郛三种》第三册，卷19（宋）吕祖谦《紫薇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50页。
[11] （宋）彭百川《太平治绩统类》第十册，卷14《神宗朝臣议论新法》第16页上。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据民国三年吴兴张氏刻本影印。
[12] 《辽史》卷109《伶官·罗衣轻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80页。
[13] 《辽史》卷98《耶律俨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16页。
[14] 《宋史》卷273《郭进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334页。
[15] 《宋史》卷267《张洎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215页。
[16] 《宋史》卷281《寇准传》。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9531页。
[17] 《宋史》卷311《章得象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04页。
[18] 《宋史》卷274《刘审琼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365页。
[19] 《宋史》卷323《奸臣四·贾似道》。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784页。
[20] 《宋史》卷281《寇准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532页。
[21] 《说郛三种》第七册，卷81（宋）《陈辅之诗话·饮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3页。
[22] 《金史》卷 45《刑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16页。
[23] 《说郛三种》第八册，卷101《打马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5页。
[24] 《御定佩文齐咏物诗选》，卷208，4下。《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文渊阁本。
[25] （宋）何薳著《春渚纪闻》卷2，《刘仲甫国手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页。
[26] （宋）吴自牧撰《梦粱录》卷19，《社会》。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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