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据《武林旧事》载：“淳熙八年正月元日。……太上圣寿七十有五，……上侍太上于椤木堂香阁内说话，宣押棋待诏并小说人孙琦等十四人下棋两局，各赐银绢，供泛索讫。” [79] 这里的银绢，很明显是用作赌注。与其说这是皇帝是恩典，毋宁说是在提倡赌博。皇帝竟然能想出用赌来祝寿，并且提供赌资。这无疑又为臣僚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而且类似之举，绝不仅此。《武林旧事》又载：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命小内侍宣张婉容至清心堂抚琴，并命棋童下棋，及令内侍投壶、赌赛、利物、则剧。” [80]
而《辽史·穆宗本纪》亦载，辽穆宗常“与群臣为叶子格戏。” [81] 辽圣宗“幸韩德让帐……命从臣分朋双陆以尽欢”。 [82] 而其后人辽道宗则更胜一筹，以掷骰量彩授官。此举无疑大涨赌博之风。

《金史·卢玑传》亦载：“上（金章宗）命玑与大臣握槊戏，玑获胜焉。从上秋山，赐名马。上曰：‘酬卿博直’。” [83] 由此可见皇帝对赌博的热衷，不仅命大臣在朝堂上公开赌博，并对博胜者予以嘉奖。这种官赌渐渐变成皇帝奖励臣下的一种手段。从而使得赌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赌风何忧不盛？

上行则下效，赌风自然日盛。先祖的禁赌律令早被丢之脑后，士大夫的禁赌言论，亦被赌徒们吆五喝六的狂呼声所淹没。赌风渐渐渗入各个阶层、各个领域。

３、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赌博的发展

宋元时期快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则是此间赌风昌盛的另一条原因。

宋元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商品经济迅速繁荣，商业中心大量出现，且突破了原来的坊、市概念，而且“买卖昼夜不绝”，尤以南宋为盛。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急剧膨胀的利润，又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贪欲。而商品经济自身极具投机性的特点，恰与赌性相吻合。因为赌博本身就是希望以最少的投资，凭机遇或技巧来赢得最大的回报。纵观古今，凡是禁赌不力的朝代，商品经济越发达，赌风越昌盛。宋元时期亦然。尤其是伴随当时蓬勃的商品经济而产生的关扑赌，更是印证了这一点。由此我们对当时汴京的“中作夜场”，“赌赛输赢”及钱塘的“朴卖盈市”的现象，既不难理解。而随着统治者后期禁赌律令的废弛，赌风更加昌盛。

４、文人的倡导

和隋唐一样，当时大批文人对赌博活动均持颂扬的观点来吟诗作赋,此例不胜枚举。仅就彩选赌一项，流传下来的就有王逢源的《彩选》、孔平仲的《选官图八口韵》、赵必璩的《沁园春·归田作》等诗词。为之作图谱的更有刘蒙叟等《彩选格》、杨亿的《文班彩选格》、赵明远的《皇宋进士彩选》、尹洙和张访的《宋朝文武彩选》、宋宝国的《元丰彩选》、王慎修等《宣和彩选》及刘邠的《汉宫仪》。

有关赌博的专著，在宋元时期更是频出，且多出于名家之手。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李清照的《打马图》。其次为司马光的《七国象戏》，《资治通鉴》的作者之一司马光的得力助手刘攽的《汉宫仪》、洪遵的《谱双》、杨无咎的《响屟谱》、贾似道的《促织经》、杨维桢的《除红谱》和元无名氏的《丸经》等。他（她）们煞费苦心地在对古人流传下来的博戏进行深入研究后，纷纷推陈出新，创造出新的博戏，并对这些赤裸裸的赌戏赋以文采，使其变得“雅味十足”。如《除红谱》中的彩名“满园春”、“碧牡丹”、“花心动”、“蝶恋花”、“凤归云”等等。另外，这些书中不仅详细介绍每种博戏的具体方法，而且还总结出许多理论和技巧。如李清照在《打马图序》中提出：“夫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 [84] 她对于历史上赌博主要依赖于命运的习惯看法予以否定，认为才智和技巧更为重要。由于她自身嗜赌爱赌，此可谓“实践出真知”，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极大。至于元代《丸经》更是对不同阶层的参赌立了规章：“富不出微财，贫不出重货；富出微财则耻，贫出重货则竭。智者有方财不绝，愚者无方将恐竭。”并且作者试图对赌徒的心理作出分析，“不绝者必胜之基,(财不绝则心安，故胜。)将竭者必败之道。（财将尽心不安，愈怯愈输也。）” [85] 此语更可谓赌徒之经典。

这些诗词和专著及其相关理论的出现，无疑这对当时赌博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功效。

５、特殊的政治环境

宋元时期社会的急剧动荡，亦会使士风颓废，借赌来寻求刺激，消磨时光。如李清照就是在南渡的颠沛流离中开始创作他的赌博专著《打马图》的。“乍释轴楫，而见轩窗，意颇释然。更长烛明，奈此良夜何？于是乎博奕之事讲矣。” [86] 可见，李清照爱赌并作《打马图》的直接目的，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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