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集》中就有对蹴鞠的赌法有详细记载。皇帝的垂青，无疑推动了这一赌戏的发展。至于民间传说太祖赵匡胤与道士陈抟赌棋输了华山，虽非史实，但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认为奕棋就是一种赌博方式。而《李师师外传》载，宋徽宗“与师师双陆不胜，围棋又不胜，赐白金二千金” [9] ，此则为可信。吕祖谦《紫薇杂记》的记载则更为明确：“熙宁间，神宗与二王禁中打球子，止（疑为‘上’）问二王欲赌何物。徐王曰：‘臣不别赌物，若赢时只告罢了新法’。” [10] 《太平治绩统类》对此事亦有记载：“上尝与二王击球，戏赌玉带。頵曰：‘若臣胜，不用玉带，只乞罢青苗市易法。’上不悦。” [11] 这里用的是球类赌无疑。神宗在此毫不隐讳地向大臣挑赌，大臣也立即应允。可见当时皇帝赌博乃常事。且帝王赌博，不仅赌钱、赌物，甚至可赌国家法令政策。
辽、金、元在引进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引进了这种赌博文化。据《辽史·罗衣轻传》载：辽兴宗与其弟耶律重元“因双陆赌以居民城邑。帝屡不竟，前后已偿数城。”真是赌得天昏地暗。不久两人再赌，伶官罗衣轻出面制止：“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 [12] 兴宗这才罢手。居民城邑均可作为帝王的赌资，这种赌博真可谓惊天动地，绝非一般赌徒所能为之。而更有甚者，辽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彩胜者官之。”可见道宗的赌兴也太大，竟然命大臣在朝堂上掷色子比大小，来决定官员的升迁。这次耶律俨最幸运，“得胜彩”，而兴宗也真的兑现，曰：“上相之征也。” [13] 于是迁知枢密院事。此举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至于宋元时期皇帝怂恿大臣赌博的记载更是不绝于史。这一点将在帝王纵赌中论述。
２、士大夫文人贪赌
正所谓“上之所尚，民必尚之”。有皇帝带头赌博，臣民们就无所顾忌了。
关于宋元时期士大夫贪赌的记载频出史端。宋安国军节度使郭进，“倜傥任气，结豪侠，嗜酒蒱博。” [14] 而“李煜子仲寓雅好蒱博饮宴，（张）洎因切谏之，仲寓谢过。复数月，人有言仲寓蒱博如故，泊随与之绝。” [15] 知错不改，可见其恶习之深。因为嗜赌之人犹如吸食毒品，往往本性难移。即使是在悠关大宋命运的澶州之战中，作为阵前总指挥的宰相寇准亦未忘记“与杨亿饮博” [16] 。而杨亿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赌棍。据《宋史·章得象传》载“得象尝与杨亿戏博李宗谔家，一夕负钱三十万，而酣睡自如。他日博胜，得宗谔金一奁。数日博又负，即反奁与宗谔，封识未尝发也。” [17] 对这种豪赌，《宋史》作者却以一种夸耀的口气赞叹道：“其度量宏阔如此”，由此足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再如《宋史·刘审琼传》，“审琼尝给事外诸侯，雅善酒令、博鞠。” [18]
如若把寇准的行为和东晋宰相谢安在淝水之战的关口“围棋赌墅”相提并论，说成是有“庙堂之量”。那么南宋奸相贾似道则是个无可争议的赌徒。《宋史·贾似道传》：“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以至执掌中枢后，仍迷恋斗蟀。元兵南下，赵宋王朝岌岌可危，“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纵博。”国家大事、军国重任，全忘到了脑后。若赌友们一时不能凑齐，则“尝与群妾居地斗蟋蟀。所狎客人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 [19] 时人讥之为“蟋蟀宰相”。因为贾似道不仅嗜其斗戏，而且对蟋蟀作了深入的“研究”，著有《促织经》一书。该书从蟋蟀种类、形状、体质、斗志、颜色以至到头、脸、腿、肉均作了一一论述，至于对那些优质品种如何捕捉、饲养、医治，以及斗蟋蟀的技巧等，更是详之有加。此书成为中国调教蟋蟀之祖本，为中国调教蟋蟀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也是对世界昆虫学的一个贡献。这些调教蟋蟀的基本常识和基本方法甚至在今天仍然被人所遵循。但可惜它并不是作为一部生物学著作出现，而是作为一部劝赌的著作出现的。从而使斗蟋蟀一度盛行。
这些官僚士大夫之赌，往往又都是一掷千金。《宋史·寇准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 [20] 此语也正是成语“孤注一掷”的出处。另据《陈辅之诗话》载：冯衮牧苏州日，多纵饮博。因大胜，以所得均于坐客。吟云：“八尺台盘照面新，千金一掷斗精神；合是赌时须赌物，不堪回首乞闲人。” [21] 此均可谓当时士大夫豪赌之佐证。由此可见宋元时期的赌风之盛。
中原官吏炽热的赌风，也为辽金所效仿。以致金王朝甚至制定了一条专门针对士大夫的禁赌律令，（金世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赌博法。” [22] 可见其官吏赌博现象之严重。
由于赌博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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