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最盛，扑买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如遇元宵尤盛。” [35] 甚至还出现了流动赌场，“关扑船，亦不少。” [36] 故西湖老人有“扑卖盈市” [37] 之叹。就连大宋皇帝也为这种风气所感染。据《癸辛杂识》载“闻理宗朝春时，内苑效市井关朴之戏，皆小珰互为之，至御前。则与二三扑内供纯镘骰钱以供一笑。” [38] 这里的“珰”指宦官，“镘”通“幕”，即古铜钱无字的一面。由此，我们一方面可见宋理宗对关扑赌赌的热衷，另一方面亦可相信，在宋时的赌博中亦有“出老千”之举。
但是，有些关扑则非一般百姓所能为之。“有以一笏扑三十笏者。以至车马、地宅、歌姬、舞女，皆约以价而扑之。” [39] 可见关扑赌已浸染各个阶层。
这种炽热的赌风以至影响到周边地区和少数民族。陆游在《老学庵游记》中记载，他在叙州（今四川宜宾）无等佛殿西庑堂，曾见“群蛮聚博其上。骰子亦以骨为之，长寸余而扁，状若牌子，折竹为筹，以记胜负。” [40]
至于辽金元的民间赌博限资料有限，难以描绘其详情。但从下面所谈及当时政府禁赌律令之多，自可以断定赌风不亚于宋。
４、三教九流
随着赌风的昌盛，以至出现了一批以此为业的职业赌徒和社会无赖。如晏殊即有词云“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老学庵笔记》中亦载“市人有以博戏取人财者，每博必大胜，号‘松子量’。” [41] 出九（赌头）、和合（撮合聚赌）也相继出现。而“出九和合有名者，任大头、快活三之类。” [42] 由于赌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对方钱财，于是赌场中不择手段、尔虞我诈的现象自然屡见不鲜。三教九流、地痞无赖自然混迹其中。此等人在宋人笔记中多称之为“闲人”、“游手”或“囊家”。《都城纪胜·闲人》篇载，所谓“闲人”即“以闲事而食于人者。”他们“又有专为棚头，又谓之习闲，凡擎鹰、架鹞、调鹁鸽、养鹌鹑、斗鸡、赌博、落生之类。” [43] 《梦粱录》中亦有《闲人》篇，“有专为棚头，斗黄虫、养百虫蚁、促织儿。又谓之懴泻簰，凡擎鹰、架鹞、调鹁鸽、斗鹌鹑、斗鸡、赌扑落生之类。” [44] 另外《麈史》称：“世之纠帅蒲博者，谓之懝蛹覓，又谓之懩壹覓。” [45] 贾似道的另一部斗蟀专著《秋虫谱》则对此等人进行了细致的刻画：“有等好事君子，凡遇秋虫发动，则东闯西走，寻豪探富，说合两家，携虫赌赛，则从旁而赞之，假心虚意，挑拨成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或放钱，或抽头，或倒卸，百般用意，总是为己，而不为人。” [46] 正是在这种邪恶的赌风之下，一些江湖骗子也纷纷登台亮相。“柜放赌局，以游戏关扑结党手法骗钱。” [47] 另据《东坡志林》载：“绍圣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国寺，买诸禁方，缄题其一，曰卖赌钱不输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归发视其方，曰但止乞头。道人亦善鬻术焉，戏语得千金。” [48] 在这种炽热的赌风中，种种由此产生的社会阴暗面开始凸现。
四、宋元赌风昌盛的原因
一方面是政府严厉的禁赌措施愈来愈严，而另一方面却是社会上炽热赌风大有日渐昌盛之势，两者形成强烈的反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赌博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
赌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有其悠久的历史背景 。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在自身同自然界的长期博斗中，“博”的概念即逐步形成。但此时的“博”，主要是“争取”、“搏斗”之意。随着私有制产生，“博”也渐渐赋予了另一种新的概念，即“争取”、“搏斗”的方式可以是不择手段。一切看似不合礼仪，不符规章的现象，都在胜利者的威严下，显得合理合法，令人羡慕。而政治生活中的翻云覆雨和经济领域内的巨大变迁，必然让每一个人均会梦想棗有朝一日能拥有一切。“博”会给人带来巨大权力和财富的概念更是深入人心。争强好胜成了人的本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为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各种娱乐开始出现。但任何一种娱乐方式，均来源于生活，同时又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博”的概念自然也渗入其中。能博而胜者，更是为人们所推崇。而博胜者往往又不满足于精神上慰藉，于是带有一定物质奖励的娱乐亦随之出现，古人称之为“博戏”，后人称之为“赌博”或“博彩”。而这种带有物质刺激的博戏，又反过来又促进其迅速发展。赌和人争强好胜的本性是那么巧妙的吻合。于是。有关人们爱赌、好赌的记载频见史端。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就有记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为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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