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品种主要有承袭隋唐的双陆、彩选以及宋元时期新出现的打马、除红、响屟等。此类赌戏玩法各异，且复杂多变，但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均需要用骰子，另有枰（棋盘）、马（棋子）、图谱（根据所掷彩数的贵贱，决定进退的各种规则）、筹（参加者每人出相同数量的钱作为赌注）。很明显，这类博戏均来源于三国时期的波罗塞戏和樗蒱。其中彩选，风靡各地，并有刘邠加以发展，著有《汉宫仪》一书。双陆，虽有洪遵的《谱双》问世，但因赌法繁杂，南宋时在中原地区逐渐衰落，但在辽金极为盛行。中原地区代之而起的是打马、除红、响屟。流行的打马，由李清照对当时源于双陆的几种打马进行精简而成，并施以文采，附有专著《打马图》。而此时出现的响屟，玩法同打马类似，但亦有用美女代替棋子在地毯上行走的玩法，则称之为“肉棋”。宋扬无咎对之进行研究，著有《响屟谱》一书。至于除红则是仅用四粒骰子和一份图谱，不用棋子，简洁易行，俗称“猪窝”。元末明初时，杨维桢对此种博戏的骰彩重新立谱，撰有《除红谱》一书。其中彩选和打马至明清时期仍流行不衰。由于掷骰类赌，极为富丽，赌注较大，玩法相当复杂。除掷彩需凭运气外，还需在行棋过程中斗智。显然，这类赌戏是达官贵族、闲雅文士的专利。
４、斗禽虫类赌
斗禽虫这种古老的赌博方式，先秦时期即已存在。 斗鸡、斗鸭、斗鹅、斗鹌鹑、走马、走犬及斗促织等在宋元时期都非常流行。其中源于唐朝的斗促织，在这一时期获得迅猛发展，并有多部专著出现，尤以贾似道的《斗促织》影响最大，并为明清时期斗促织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由于这类赌戏不受场地、人员、赌注等限制，故在当时风行于各个阶层，尤其是民间非常流行。
５、钱币赌
宋元时期民间还流行直接用钱币来赌。钱币赌通常有两种：一为摊钱，又称意钱，办法是随手取钱币若干，放入器皿中摇动，开时数钱币，以四为盈数，其余数为零，一、二、三，押得者获胜。《容斋五笔》曰：“今人意钱赌博，皆以四数之，为之摊。” [5] 另一种为捻钱，又称掷钱。“今人掷钱为博者，戏以钱文面背分胜负，曰字、曰幕。” [6] 字、幕即正面反面。这种赌博方式简单快捷，主要流行于中下层社会。
６、 关扑赌
随着宋元时期赌风的盛行，赌博活动亦深入到当时蓬勃发展的商业领域。并形成了一种新的赌博方式棗关扑。有关记载，在宋元时期的笔记小说中随处可见。所谓关扑，即商人的所有商品既可以卖，亦可以扑。关扑双方约定好价格，用头钱（即铜钱）在瓦罐内或地下掷，根据头钱字幕的多少来判定输赢。赢可折钱取走所扑物品，输则付钱。很显然，关扑由钱币赌发展而来。由于关扑和商业活动紧密相连，故关扑有其特殊性，即一般不赌钱，而是赌物。也正因为如此，过去史学界一般均把它归之为娱乐。事实上赌物也是一种赌博。而且当时的关扑还不仅限于日常生活用品，有时赌得很大，“有以一笏扑三十笏者。以至车马、地宅、歌姬、舞女，皆约以价而扑之。” [7] 故此，作者认为关扑也是一种明显的赌博。关扑这种亦商亦赌的方式，简洁明了，且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故在民间非常盛行。
此外还有叶子格戏（即后世的纸牌）、昭和牌（即牌九）等。由于赌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赌的方式多种多样，在此难以一一叙述。其中双陆、弈棋、钱币赌、关扑和各类斗戏最为流行。总之，这一时期的赌博，可谓种类繁多，并有了很大发展，对后来的明清亦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宋元时期参与赌博活动的社会阶层
宋元时期热衷于赌博的人士，上至帝王，下讫寻常百姓，以至地痞无赖三教九流，可谓是无所不包。
１、帝王嗜赌
宋元时期热衷赌博的帝王大有人在。如流传的《宋太祖蹴鞠图》，所绘的六个蹴鞠者分别是赵匡胤、赵光义、赵普、石守信、党进和楚昭辅。除了皇帝就是开国元勋。而南宋的孝宗赵眘更是迷恋到痴狂的地步，“时召诸将蹴鞠殿中，虽风雨亦张油帟，布沙除地。群臣屡以宗庙之重，不宜乘危，交章进谏，弗听。” [8] 一次差点为之送了命。 此外两宋皇帝还酷爱象棋。其中尤以徽宗赵佶为甚，并且用擅长的瘦金体御书棋子，对今天的中国象棋的影响颇深。
当然，蹴鞠和象棋有游戏娱乐的成分，但这种带“博”意，论输赢的游戏，本身就很难同“赌”分开，二者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里的蹴鞠是否是赌博，虽没有明确记载，但宋元时期人用蹴鞠赌博则是史实，南宋时陈元靓所著的《事林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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