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活动的急剧变化，亦使人们产生一种病态心理棗人生好比一场赌博。此种心态表现为希望一夜之间能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奢望转眼之间能拥有万贯家产。在欲壑难填时，往往通过这种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赌博来得到暂时慰藉。而宋代流行的一种赌博“彩选”，又称“升官图”，正是这一现象的绝妙写照。博者在一张列有各种官职的纸或棋盘上掷骰，博前各出相同的银两作为赌资，每人根据自己所掷出彩数的贵贱，来决定升黜赏罚，最先达标者为赢家。也有的在纸上所列不是官位，而是仙位，便叫“选仙图”。升黜在一掷之间，胜负在弹指一刻，社会万象包罗其中。以至赵必璩在《沁园春·田作》中就说：“看做官来，只似儿时掷选官图。” [70] 蔡京做太师时，亦得意地称自己的升迁为“骰子选”：“今位极人臣，则亦可人，所谓骰子选尔。” [71] 这只是比喻，但辽道宗却干脆直接用这一方式来选官。赌徒们在这种呼卢喝雉声中完全陶醉。宋王珪有诗云：“尽日闲窗赌选仙，小娃争觅倒盆钱。上筹得占蓬莱岛，一掷乘鸾出洞天。” [72] 对这种现象，李清照看得比较透彻。她在《打马赋》中曰：“且好博人之常情，小艺者士之末技。说梅止渴，稍苏奔竟之心，画饼充饥，少谢腾让之志。”看来，李清照不仅对打马评价极高，而且对赌博可以暂时满足人们的升官发财欲望，使之心理多少取得平衡的社会功能亦极熟知。他甚至将打马图上的争竞与当时的抗金斗争联系起来，说“谁能致千里，但愿将相过淮水。” [73]

可见好赌是人之本性，且赌搏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故此，就连大圣人孔老夫子亦认为，赌是不好，有伤礼仪。但他又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己。” [74] 孔子认为博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要好的多。史学家马迁亦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大量先人致富的例证，欲“令后世得以观择”。其中就有一条“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并认为此乃“奇胜”。 [75]

于是信奉儒学的国人，似乎从中找到了借口和依据，以至上起帝王将相，中至文人士大夫，下讫贫民百姓，对之趋之若鹜。文人墨客们也纷纷为之填诗作赋，并且此类作品在文学宝库中占有相当的份额。以至即使在今天的一些国人眼中，赌博最多亦只能算是“不良嗜好”。我个人认为，这就是赌博盛行的深远的文化背景。

由此可知，赌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有着其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深远的文化背景。其本身就是来源于生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和人类自身争强好胜的本性相吻合。历代政府均不能彻底根除赌博现象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宋元自不例外。

２、禁赌不力与帝王纵赌

但宋元时期赌风昌盛的进一步原因，就是帝王倡赌。纵观宋元时期的禁赌律令，均在王朝建立初期，不能善始善终。加上后来的帝王倡赌纵赌，使得原来的律令成了一纸空文，赌风更甚。

宋的禁赌律令主要集中在太祖、太宗时期，而且从《宋会要辑稿·刑法志》来看，主要针对的是京城开封府辖区。而宋王朝又号称“以文治国”，文网轻松，因此北宋中期以后，赌博不仅在市民阶层中广泛流行，即使文人、士大夫，也无不热衷于此，尤以南宋为甚。又由于帝王的带头赌博，以至“其后刑名浸轻，而法不足以惩奸。犯之者众。”士大夫们也把禁赌视之为“不急之务，知而不问者，十常七八。因诉到官，有不为受理者。” [76] 这自然使得本来就劣根难除的赌风，在这一时期更见兴盛。

金朝的品官犯赌博法也是金世宗朝制定，但金章宗就开始带头违反，并放纵大臣在朝堂上赌博。禁赌律令自然成了一纸空文。故时人曰“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 [77]

元朝较为详尽的禁赌法令也只限于元世祖年间。而且从《元史刑法志》和《元典章》中的案例来看，所谓犯赌博罪被流放者多为“汉人”和“南人”。禁赌法令变成了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工具，其自然起不到禁赌的作用。

而宋元时期的帝王们不仅带头赌博，而且倡赌、纵赌，则更加推动了赌风的蔓延。

如流行于明清的牙牌又叫骨牌、宣和牌（即牌九），就是宋高宗诏令推广的。据清人陈云龙《格物镜原》载：（宋）宣和二年（1120）大臣建议：“设牙牌三十二扇，共计二百二十七点，以按星辰布列之位。譬天牌两扇二十四点，象天之二十四气；地牌两扇四点，象地之东西南北；人牌两扇十六点，象人之仁义礼智，发而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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