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被一些文人视之为雅戏，故宋元时期文人贪赌者亦不乏其人。如前所述的宋初诗人杨亿嗜赌成性，常和文武大臣们赌博，有时赌得身无分文，甚至拿笔墨纸砚充数。而欧阳修等亦对赌博情有独钟。女词人李清照则更是坦言：“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书画，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 [23] 正因为有这样丰富的实践经验作基础，李清照对历代博戏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予以发展，故有《打马图》一书传世。打马在士大夫阶层中也曾盛行一时。陆游在《乌夜啼》中曾吟道：“冷落秋千伴侣，阑珊打马心情。”当然，文人墨客亦不乏借博戏消遣者。据载宋初徐铉曾和刘奂奕棋赌诗，徐铉输后赋有《赌棋赋诗刘起居奂》：“刻烛知无取，争先素未精。本图忘物我，何必记输赢。赌墅终归利，焚囊亦近名。不如相视笑，高咏两三声。” [24] 此举可谓地道的雅事，但亦罕见，绝非一般赌徒所能为之，故而一般赌徒则必然是“每赌必记输赢”了。
受官场上赌风的影响，一些应试举子也东施效颦，甚至公开招赌。据《春渚纪闻》载：棋待诏刘仲甫，北宋末年人，“自江西入都，行次钱塘，…… 一日晨起，忽于邸前悬一帜云：江南棋客刘仲甫，奉饶天下棋先。”这可不是一般的切磋棋艺，因为刘仲甫“并出银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偿搏负也。” 而当地嗜赌之人既不服输。“翌日，数土豪集善棋者会城北紫霄宫，且出银如其数，推一棋品最高者与之对手。” 以至一时“观者如堵。” [25] 在钱塘这样的繁华市区，公然挑旗相赌，足可见当时社会风尚之一斑。
士大夫文人贪赌嗜赌成风，自然会对整个社会的风气产生重大影响。
３、百姓爱赌
有关宋元时期民间赌博的记载，翻开宋元时期的笔记小说可谓比比皆是，且赌风炽盛。当时不仅出现了“穷富赌钱社” [26] 这样的专门组织，而且出现专门的赌场棗“柜坊”。苏轼在其奏议中更是明确记载仅一个汴京城就有“柜坊（赌场）百余户”，“招军民赌博”。《松漠纪闻》亦载，当时“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 [27] 遍布各大城镇的茶肆，也成了变相的赌场。宋西湖老人曾为我们详细描述了当时杭州城赌风昌盛的情景。“城外有二十座瓦子，……中作夜场，……赌赛输赢……每日如此。宽阔处踢球，放胡哮，斗鹌鹑。” [28]
由于蹴鞠、双陆、彩选、打马、除红、响屟等手续繁杂或赌时需用图谱，故一般流行于
上流社会。民间更盛行的则是各类斗戏及关朴等。
斗戏主要有斗鹌鹑、斗鸭、斗鹅、斗鸡等。《岭外代答》称“番禺人酷好斗鸡，诸番人尤甚。” 这些斗戏自然多同赌赌博相结合，而且有时“注以黄金，观如堵墙”。 [29] 而始于唐代的斗促织，在此时则尤为盛行。《西湖老人繁盛录》载：“促织盛出，都民好养，或以银丝为笼，或作楼台为笼，……。”这些蟋蟀当然不光是为了观赏，更多的是用来赌博。“常有三五十火斗者。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苕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买。每日如此。”这种赌博方式，每年直至“九月尽，天寒方休。” [30] 一些人更是对之痴之若迷，斗蟀“依稀乎命帅出征，仿佛乎拜将登坛。赌以王尘，注以金钱。” [31] 而贾似道《促织经》的问世，更是把此赌戏推向繁盛。
但民间最为流行的赌博方式为“关扑”。由于这种赌博方式，简单易行，老少咸宜。故风行一时。为此，北宋政府亦只得“顺应民意”，下令每年的元旦、冬至、寒食这三大节日，纵民关朴。“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如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踊路、州北封丘门外，及州南一带，皆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之类。”各种物品皆可关扑。 此时就连一般百姓也接踵而来，试一把运气。“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此等热闹的场面，诱得那些一向深居简出的大家闺秀、名门妇女，也纷纷抛头露面，“向晚，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不相笑讶” [32] 。由此处记载可知，孟元老认为关扑就是赌博，且称之为“关赌”。为满足民间的关扑欲望，每年三月皇帝的金明池琼林苑也对民开放，由民关朴。请看“殿上下回廊皆关扑钱物饮食伎艺人作场，勾肆罗列左右。桥上两边用瓦盆，内掷头钱，关扑钱物、衣服、动使。游人还往，荷盖相望。” [33] 好一般热闹的景象。
关扑之风到了南宋则更甚。据《云麓漫钞》载：“ 扑食物法有禁，唯元正、冬至、寒食三节，开封府出榜放三日。或以数十笏银，或以乐艺女人为一掷，其它百物无不然。非如今常得 扑也。” [34] 由此看来来，南宋关扑更是不受限制，并日渐兴盛，“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惟中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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