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 赌博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远不止此。由于柜放赌局公开招军民赌博，赌风也渗入军队。这不仅败坏军纪，影响战斗力，更增加社会不安的因素。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真宗时“巡卒三人，因寒食假质军装赌博，既不胜，遂谋以五鼓未尽伺击陌上行人，弃尸河流，取衣物贸易，以赎所质。” [54]

而一些官吏在嗜赌成瘾后，贪赃枉法者亦大有人在，此则危害更深。如北宋初年龙捷都虞候田绍斌，“尝盗官马，贸直尽偿博进。” [55] 而贾似道斗蟀误国，则更是罪及千秋。以至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不防其微，必为大患”。 [56]

由于赌博不是通过正当的劳动，而是仅凭“运气”，从而使得社会财富发生频繁转移。而这种转移丝毫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益处，反而养成一种侥幸和投机心理，增加了社会动荡和不安的因素。赌场中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寡廉鲜耻等一切社会丑恶现象，在这里一览无遗。礼仪和廉耻在这里不见了踪影，从而造成了社会风气的急剧败坏。而一些赌徒的孤注一掷，以致造成倾家荡产、卖妻鬻子，更是给社会带来遗患无穷。故此，自秦汉以来，历代政府均颁布了一系列禁赌措施。宋元亦不除外。

２、宋元时期的禁赌

宋立国之初制定的《宋刑统》中就规定“诸博戏财物者各杖一百，赃重者各依已分，准盗论。其停止主人及出九和合者，各如之。” [57] 对赌博按盗窃罪论处可谓处置亦严。鉴于赌风太盛， 太宗于淳化二年二月再下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 [58] 对此诏令，《宋会要辑稿·刑法志》记载更详：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十九日诏曰：京城先是无赖之辈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铜钱为器用杂物。并令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斩。隐匿而不以闻，及居人邸舍，僦与恶少为柜坊者，并其同罪。” [59] 对赌徒处以此等重刑，可谓历史罕见。而在宋真宗年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进士萧立之，本名琉，尝因赌博抵杖刑。今易名赴举登第，诏有司召立之诘问。立之引伏。命夺其敕，赎铜四十斤，遣之。” [60] 即使是登科进士，只要以前犯有赌博罪，除革除功名外，罚铜四十斤，还要处以流刑。这说明至少到宋真宗年间，对禁赌诏令的执行还是相当严格的。

与宋并立的辽金王朝，也颁布了相应的禁赌律令。（金世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赌博法，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听赎。再犯者，杖之。” 而且金世宗还为之解释曰：“杖者，所以罚小人也。既为职官，当先廉耻。既无廉耻，故以小人之罚罚之。” [61] 世宗希望通过重点打击品官赌博来制止社会上的赌风。讲礼仪和廉耻，对嗜赌成性的赌徒来说，似乎是对牛弹琴，杖刑自然也无法遏制猖獗赌风。于是金世宗再次下诏：“犯赌博者，文官革职为民，武官革职随舍。余食粮差操亦此意也。”试图把对官吏赌博的处罚，同其政治和经济利益挂钩，可是同样收效甚微。但金朝这一品官犯赌博法的制定，开创了明令禁止官吏赌博的先河，为明清时期法律中禁止官员赌博律文的出现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元则在继承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更为详尽的禁赌法令。元世祖在至元十二年二月下诏：“禁民间赌博，犯者流之北地。” [62] 《元史·刑法志》更有具体律令：“诸赌博钱物者，杖七十，钱物没官，有官者罢现任，期年后杂职内叙。开张博房之家，罪亦如之。再犯加徒一年。应捕故纵，笞四十七，受财者同罪。有司纵令攀指平人，及在前同赌之人，罪及官吏。赌饮食者，不坐。诸赌博钱物，同赌之人自首者，勿论。诸赌博，因事发露，追到摊场，赌具脏证明白者，即以本法科论，不以展转攀至革拔。” [63]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赌博罪行的认定、处罚的细节、职官的责任，均有详细的规定。由此从另一个侧面，亦反映出当时赌博现象之普遍。

面对社会这种赌博恶习，士大夫中一些有识之士和地方官吏，纷纷发出禁赌倡议并尝试禁赌措施。

《清波杂志》载：“苏东坡云：如人善博，日胜日负。王荆公改作：日胜日贫。坡之孙符云：本乃月（应为‘日’）胜日贫。吕正献尤不喜人博，有胜则伤仁，败则伤俭之语。” [64] 宋神宗年间，改革家王安石更明确提出，赌博废事失业，极力反对。据《拊掌录》载：“叶涛好奕棋，王介甫作诗切责之，终不肯已。奕者多废事，不以贵贱，嗜之率皆失业。故人目棋枰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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