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黄进兴赴美留学。第一站其实是匹兹堡大学，追随他的老师许倬云。由于一次意外的机缘，黄进兴给余英时打电话，没想到余先生非常热情，当即约他面谈。这一谈就是四个小时，对黄进兴而言，余英时的一番话犹如暮鼓晨钟，将他此前对于史学方法论的迷梦打破了。“我对学问的看法，甚至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都改变了。”

    台大读书期间，黄进兴曾和老师杜维运合编过两册《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看了很多史学方面的文章，加上读过一点《左传》、《史记[注: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巨著，对中国后世的史学和文学影响深远。《史记》诞生于公元前1世纪中国西汉时候，]》和《资治通鉴》，年轻的黄进兴有时说话难免轻狂。那次和余英时谈话，他“放言高论”， 批评陈寅[注: 中国游泳运动员，2008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主攻200米蝶泳，曾进入世锦赛该项目决赛，成绩仅次于吴鹏。中国乃至亚洲男子200米蝶泳的顶尖高手，多次夺得大型比赛金牌。]恪学术论文的表达方式有问题。余英时则不时点头。黄进兴讲完以后，他说：“明年就到哈佛大学来吧。”“他跟我讲做中国史应该怎么做，离开史料，你不可能立说。放言高论都是空中楼阁。”

    在黄进兴转向中国学问的过程中，哈佛的导师史华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博士考试通过那天，对西方理论仍然抱很大兴趣和信心的黄进兴打算告诉史华慈自己想要研究英国20世纪初年诗人、文学家、哲学家的社群。“我还没谈呢，他就先对我说，你的西学底子很好，回过去做中国的学问，你会看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来。”听了这番话，黄进兴的心情很复杂——自己的西洋史题目还没讲出来，他就先浇一盆冷水；似乎是说，我即使做西方的东西，也是个二流货色。心情苦闷的黄进兴当晚给在耶鲁的余英时打电话，余英时说，史华慈是为你好，他是对的，以你现在这个底子，在旧学加紧下功夫，比较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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