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說是。范耕研釋“法”云：

“法，所若而然也。”（珊按：此《墨經上》文）指型范言，非指方術也。事理、學術亦有型范，即其立說之根據也。

據此，“求謺之法”即求其多言而務必立說之根據。説1以“謺之法”解釋經1之“故”，而說3云“問故觀宜”，又以“故”、“宜”對文，所以“故”、“法”、“宜”語義並相接近。

經1、說1之義為：“服”，表現為多言而利於偽詐，若此，則“求其故”（“求謺之法”），即返回初始約定的概念或命題。

經2、3與說2、3均上承經1、說1而來。

經2謂：立說之根據相同，則可看到那結論相同；說2的意思是：所取（概念或根據）既相同，只需觀其如何變詐了（若無變詐，則結論自然相同）；經3的意思是：立說之根據不同，則需要看那初始約定的（那些概念或根據）；說3有歧義，跟經3比較相合的意思是：取這個（立說的根據）而解釋（“擇”讀為“釋”，訓為“解釋”之“釋”，詳下[4]）那個，就問最初的（那些概念、命題），看其約定的（那些概念、命題）。

說3之“[彼舉然者以爲此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是〈孰〉[觀]宜”是對說3上文“取此擇（釋）彼，問故觀宜”的解釋，“彼擧然者以爲此然也”解釋“取此擇彼”，很明顯是把“擇”讀為“解釋”之“釋”。“彼舉然者以爲此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這就是“〈孰〉[觀]宜”的具體做法。

比較《恆先》跟《墨經》之“宜”與“巧”，可總結如下：

1、關於“宜”，古書還有“法”、“故”、“本”（《莊子·秋水》“請循其本”）這幾種表述。“宜”的意思，都是初始約定的名實關係，即概念範疇。這是論辯雙方共同根據的前提條件，在論辯中或社會生活中不容隨意變更。

2、對於“巧”，還有“巧轉”、“轉”（訓為“變”）、“詭”、“賡（更）”等幾種語義相關的表述。“巧”正是相對上述“宜”的變更。這種變更是偷換概念或命題，而導致名實移位、名實不符、一名多實，因此論辯雙方喪失共同前提，不知所謂而又互不相能。在這種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不能相知相喻，社會生活也無法繼續。

3、《恆先》跟《墨經》對論辯中概念範疇的認識高度是一致的，但《恆先》作者認爲更傾向認爲“名無固宜”，把定名概念都當做虛位概念，其懷疑的態度，導致他對名辯的否定。《墨經》則強調論辯中去“問故觀宜”，從相同的概念範疇來討論問題。《墨子·小取》對於變詐、巧轉出現的原因也有更清醒的認識：

辟也者，舉也（它）物而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也；有所止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不可偏觀也。

由此可見，《恆先》跟《墨子》雖然都用名辨的方法來論説，但其對名辨的態度和論説的主旨則根本不同。

[1] 簡帛研究網站，2004/5/12，http://www.jianbo.org/admin3/list.asp?id=1191

[2] 簡帛研究網站，2004/6/22，http://www.bamboosilk.org/admin3/list.asp?id=1220

[3] 許多學者認爲“誽”字下小注“音利”是墨經後學所加的注音。例如范耕研云：“誽，……《唐韻》音‘女加切’，與‘利’雙聲（引按：‘利’為來母，中古音與‘誽’舌音雙聲）。《集韻·去聲十二霽》音‘研計切’，與‘利’疊韻。墨家後學，故以‘利’注其音。”我同意此說。上古音：誽，疑母支部；利，来母质部，漢魏音“利”字屬陰聲脂部（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29頁，科學出版社，1958年）。兒聲之字在上古音跟脂部字讀音就相接近，例如：兒聲與詣（脂部）：《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經、二十九年經：“叔詣”，《公羊》、《穀梁》經均作“叔倪”；《山海經·北山經》“歷虢之水……其中有師魚”，郭璞注“師或作鯢”。“詣”、“師”均脂部字，此是“誽”字“音利”的旁證。不過“誽，音利”這種注音似非先秦人所爲，應為《墨經》在漢唐之際傳鈔過程中所加，即使如此，也可視作保存了“誽”字的古音義。

[4] “擇”讀為“釋”訓為“去”似亦可通，可參看裘錫圭：《說“河海不擇細流”》，收入《讀書札記（九則）》，見《古代文史研究新探》150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年。

上一页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