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石即实得二千石，月俸一百八十斛，一岁凡得二千一百六十斛。其地位在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之上。]、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这次的诏举贤良是否进行了策试，史无明文，但是丞相卫绾借此机会提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汉武帝的批准。不过，此时的西汉王朝是窦太后掌握实权，“太后好黄老之言”［4］，推崇儒术的魏其侯、武安侯以及御史大夫[注: 御史大夫，官名。秦代始置，负责监察百官，代表皇帝接受百官奏事，管理国家重要图册、典籍，代朝廷起草诏命文书等。西汉沿置，御史大夫与丞相、太尉合称三公，秩中二千石。]赵绾、郎中令王臧或贬或死，想来策试也很难顺利进行。

    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五月，其时窦太后已于前一年去世，武帝开始独立行政，《汉书》载武帝乃再次“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5］161这是汉武帝的策问文，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推崇历史上的治世，即唐虞之世和西周的成康之治;二是要求士子们对现实的政治状况提出建策，怎样做才能够“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要求贤良们“著之于篇，朕亲览焉”［5］161。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史料的最后说:“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似乎董仲舒和公孙弘是在同一次对策中脱颖而出的，但考察一下二人的传记，我们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考《汉书·董仲舒传》载:“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传中载有武帝的策问文，“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絜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

    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筦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呜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脩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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