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为了“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关于商周和秦的刑罚问题，武王灭商之后，改变了商朝的做法，大力推行教化，周公的制礼作乐即是，所以才有成康之治。而秦朝则不然，推崇的是申商之法，实行的是韩非那套学说，不以文德教训天下，“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由此而造成“百官皆饰(空言)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官风已然如此，秦“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老百姓不能正常从事生产，群起为盗，秦又严刑峻法，“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就第二个层面的时政问题，他称赞了汉武帝的做法是“尧舜之用心也”，至于效果不好，那是因为“士素不厉也”，也就是士子的素质不够。怎样培养士子的素质呢?就是要兴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希望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至于造成“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的原因，都是由于“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即是官僚队伍的素质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地方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另一方面是这些官吏的升迁都是“(累)［絫］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所以才造成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怎么解决呢?他提出了由“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对于所得到的贤士，“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这样就可以实现三王和尧舜之治了。
董仲舒的对策上奏之后，汉武帝又进行了第三次策问:“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分析汉武帝的第三次策问，可以看到主要的问题有三个:其一，天人之应的问题;其二，从唐虞到桀纣的历史总结问题;其三，“三王之教所祖不同”与“不易者道也”的矛盾问题。同时汉武帝还批判了对策者策论文“文采未极”、“条贯靡竟，统纪未终”的缺点，要求答策者进一步说明。
董仲舒于是又进行了第三次对策。他首先承认汉武帝的批判是对的，然后就汉武帝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答。关于武帝所问的“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他提出天对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古代的圣人能够“法天而立道”，春生夏长，秋冬刑杀，“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就是“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以见人事之“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所以古代“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为德化，所以犯法者少，而当今之世废德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他从理论的视角提出:“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作为统治者就是要“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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