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其悉意正议，详具其对，著之于篇，朕将亲览焉，靡有所隐。”这段策问从内容上来看倒是和前述《武帝本纪》的意思相近，在这次对策中，“天子擢弘对为第一”，这成为公孙弘日后发达的开端。公孙弘的对策也是针对武帝的问而答的，首先他分析了“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的缘故在于统治者有“信”，所谓“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那么怎么做才能有信呢?他提出八条:因能任官、去无用之言、不作无用之器、不夺民时不妨民力、有德者进无德者退、有功者上无功者下、罚当罪、赏当贤，“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其次，他对武帝所推崇的上古治世之成因作了解说，认为那是“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再次，他对仁义礼智作了阐释，“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其具体细目是“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这四者是治之本、道之用，不可偏废。最后他简单解释了“禹汤水旱”的缘由，特别是汤时的大旱是受夏桀行恶的影响，而“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得出了“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的结论［7］。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董仲舒和公孙弘并不是在同一次策试中脱颖而出的，从历史的记载来看，董仲舒的对策如果确定为建元元年尚可说得通，但是把公孙弘的对策和董仲舒的对策捏在一起，则显然与史实不符。
三、简短的结论
以上我们叙述了文帝和武帝前期的策问和对策，总结起来可以得到如下几点认识:第一，从考试的视角来说，文帝和武帝前期是古代策试制度化的重要时期，从文帝十五年开始的皇帝亲自策试，开启了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以考试成绩优劣选拔官吏的途径，经武帝时期天人三策的完善，遂为后世所继承，直到科举制度[注: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创立后，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环节，一直沿用到清末。
第二，从选拔人才的视角来说，西汉前期这种针对时政的策问，确实选拔出了高素质的人才，对西汉前期的政治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如晁错之建策削藩，董仲舒之建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孙弘之建策取信于民，对西汉的历史发展起着建设性的作用。
第三，从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发展的视角来说，西汉时期这些学者的对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经过统治者的实施以后，变成了国家的政策，规定了以后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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