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朕将亲览焉。”比较一下《武帝本纪》所载的策问文与《董仲舒传》所载的策问文，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分析《董仲舒传》所载的策问文，武帝首先谈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是“任大而守重”，他夙夜不宁、殚精竭虑犹恐有缺，所以要广延豪俊贤良之士，“垂听而问”，“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其次，他对历史进行了回顾，推崇五帝三王之道，对大道微缺、王道大坏、很多人想要恢复先王之法而不能，发出疑问，“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还是他们所为屑屑无补于世呢?他明确地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他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再次，他说明了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怎么做才能实现“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呢?最后，他希望这些通晓先圣之业的豪俊贤良“明以谕朕”，条分缕析，“取之于术，慎其所出”，即使与当今的执政者有关的事情，也可以直言无讳，不必担心后患，因为对策文“兴于朕躬”，是由皇帝自己开启审阅的，所以他要求“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
对于汉武帝的策问，董仲舒作出了对策，他的对策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面:第一，他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总结了春秋时期[注: 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76年）或称春秋时代，简称春秋。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的历史，对天人关系进行了解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他认为天心都是爱护人君的，除了那些太无道的君主，“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这里的“强勉”就是努力实践的意思，“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这里的“学问”和“道”是他特别提出的两点。
第二，他对汉武帝提出的疑问进行了回答，重点解释了“五帝三王之道”。“道”是什么?是实现“治世”的路径，而仁义礼乐就是践行“道”的工具。古代的圣王故去了，其子孙之所以能够“长久安宁数百岁”，是礼乐教化深入民心之故。后世的君主之所以“政乱国危者甚众”，乃是由于所任非其人、所由非其道，他指出“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而宣王能“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周道粲然复兴”，这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所以治乱废兴不在天命，而在于当世君主自己，乃“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他对“天命”的解释是“皆积善累德之效也”，而灾祸的产生则是由于继世之君“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致使“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这就是说现实社会中的灾祸都是由于君主失德、失政所造成的，皆是人祸。他对“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进行了解说，“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这些本就不能纯粹、一致，在于统治者的陶冶而成，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是“任德不任刑”的，“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统治者应该“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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