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第三，他提出了对现实政治有极大价值的“正本”、“教化”和“更化”的建策。关于正本，他提出“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实现王道之终。关于教化，他提出万民之从利犹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就不能止，君主要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具体做法就是“立大(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浸润砥砺，“节民以礼”，就能做到“教化行而习俗美”。关于更化，他指出自西周末年到秦朝灭亡的天下大乱，“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捍，孰烂如此之甚者也”，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所谓“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当此风习败坏之际，“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因此必须实行更化。针对汉武帝所问的“何脩何饬”，他提出“仁、谊(义)、礼、知、信五常之道”乃是王者所当脩饬”。
董仲舒的对策奏上以后，汉武帝看后非常感兴趣，于是又进行了第二次策问:“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
周文王[注: 周文王，姓姬名昌，（生卒年不详），季历之子，西周奠基人。季历死后由他继承西伯侯之位，又称伯昌。在位50年。商纣时为西伯侯，]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无以辅德，二端异焉。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呜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殽］，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意)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欤)［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汉武帝的这段策问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仍是对五帝三王以至秦的历史进行比较，提出的问题是:虞舜以无为而致天下太平，周文王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也实现了天下之治，但两个人的治理方法为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劳逸的差别这么大呢?特别是西周王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这不是节俭，但却得到后世的称颂，这“帝王之道岂异指哉?”;第二个层面是汉武帝谈自己治理天下的一些做法，他努力效法前王，力本任贤，耕藉田、劝孝弟、崇有德、问勤劳、恤孤独，但却达不到古先哲王的理想状态，他要求这些待诏的贤良就上述问题作出对策。
董仲舒针对汉武帝的第二次策问又进行了回答，就第一个层面关于虞舜和周文王劳逸不同的问题，他阐述说:虞舜时代之垂拱无为而天下治，那是由于“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的缘故，而周文王的“日昃不暇食”，乃是由于商纣王“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造成天下大乱，周文王为此深感痛苦，志欲安定天下，所以才忙得“日昃而不暇食也”，这是他们所处时代不同之故;关于西周王室的宫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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